回首2005年岁尾，中国内地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关于中国27年改革方向是否存在问题的观点交锋已初见端倪。其中，对经济学家社会作用的全面置疑，可视为这种观点初步交锋的曲折反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交锋在进入2006年之后，不但会持续下去，而且还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如「文化大革命」40周年这种特殊日子）对人的思维与回忆的特殊刺激，而变得更加激烈更加鲜明起来。
这些「特殊的刺激」还包括在2006年1月1日中国对WTO的大部分承诺已经到期，包括中国政府经过利弊权衡决定取消2600年以来的对农民征收的所谓「皇粮国税」，也包括中国政府决心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例如是否与印度共同参加「大国俱乐部」等等。当然，也不排除各种各样的突发与偶然的事件（如出现大的，或由于自然原因或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灾难）对人们思想情绪带来的冲击和引发的波动。这些都会给2005年已经存在的思想的交锋推波助澜，都会给2006年带来不确定因素，以至引发一场大的争论。
涉深层矛盾体制障碍
笔者认为，如果在2006年出现这样一场关于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应该视为好事。尽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向尊崇实践的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曾经主张「不争论」。但此时的中国与彼时的中国已「相距」十三四年，而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关键的1000美元以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结束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摸索的初始阶段，并真正进入到社会全面整体大转型的阶段。这个阶段，又被称为触及到深层矛盾和解决体制障碍的阶段，被称为解决「瓶颈」的阶段。其实，在笔者看来，问题比这更多更广泛也更深刻。因为在今天，不但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结构性问题已经突显，新的矛盾也在不断涌现并且迅速激化。如在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似乎已出现了后果更加严重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断裂」；市场行为的继续无限扩展与社会行为（包括组织管理与制约机构）的继续严重失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萦绕在每个中国人脑际之中并挥之不去的疑虑，有的甚至可能发展为某种程度的疑惧。反之，这种疑虑与疑惧的存在也会影响到中央政府所期望的「转变增长方式，不断扩大内需」的实现。
吸引有识之士目光
应该看到，中国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由于它的人口之巨大、由于它现有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更由于它在全球日用消费品所占份额的扩大、它对世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它对地球资源的巨大潜在需求，一句话，由于它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的增加，而使中国一国之问题徒然变成了世界之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从英国女王到美国的家庭主妇，从具有与中国同样古老文明的埃及、印度到像塞舌尔这样的小岛国的执政者，从最顶级的欧美经济政治战略研究机构到各国消遣娱乐时尚类的小报，都在关注著中国今后每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关于如何实现进一步改革的思想交锋和争论也将吸引全世界有识之士的目光。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06年的思想交锋和可能出现的理论争论会「选择」哪几个方面呢？换句话说，将会在什么问题上形成激辩的焦点呢？我认为可能有以下方面。
首先是如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这个提得非常及时并得到国内外普遍好评的发展战略思想，因其为战略、因其为系统，故加以细细地拆分，就会出现多种认知上的歧见。譬如科学的发展观与中国国情的关系，怎样以科学的发展观来看待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和社会指标量化问题等等。当然，也会涉及到对以往若干年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评价问题。
第二是关于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问题。所谓「好」与「坏」，乍听起来有点可笑，就像孩子看电影，先问好人与坏人。但是且慢，这涉及到一个所谓改革的社会代价与发展的成本问题。也就是人们平日所说的「要保发展是不是要有所牺牲，牺牲什么，牺牲多大」的问题。与此联系的，又可能牵涉出城乡二元化问题等等。
焦点是「科学发展观」
第三、会出现争论的依然是公平与效益问题。这个问题表面是老问题但会被加载新内容，即有可能出现关于有差别的阶梯式发展与无差别的平均式发展的争论，出现全社会「最终受益」的历史进步派与全社会「同时受益」的新民粹派的争论。
第四是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包括公共财政）如何全民共享的问题。如何建立健全对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包括对政府服务）的制度性监督与制约。同时有可能提出政府本身是不是「公共产品」的问题。
第五是在统一事权与财权的旗号下急辨地方与中央的权界，甚至会出现关于地方与中央在事权财权乃至资源权加以清晰界定的呼声。
第六是要求对不同利益集团予以不同的政策对待。这既包括对柯断行业集团的利益约束（「节制资本」）又包括对农民工阶级属性的判定。
第七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世界的关系。这其中至少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中国会有区别地走世界历史上各大国走过的崛起之路，但因自身的历史文化地域以及内部经济不平衡等因素，呈现了较多地和平内向型发展特点。另一种则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全新的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因此绝不会与老牌发达国家雷同。
需倾听思考择善而行
第八是保存弘扬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精神传统问题。在这一点上，一方面有可能在所谓「世风日下」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一方面又有可能在诸如是否「祭孔」问题上激烈对峙。然而，无论争论什么，有一点是越来越无可争议了，那就是，社会公众对不尊重传统、不尊重传统道德、没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社会风气的不满，有可能成为颠覆改革成果的广泛社会基础。当年，势如破竹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伊朗巴列维改革之所以被霍梅尼所领导的「白色革命」所推倒，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在这里之所以没有列出「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等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或者说是次重要，而是因为这些包含深刻矛盾的问题是思想理论交锋的出头、原因而不是实质交叉点即焦点。
二○○六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年份，出现思想理论的大争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是集全民族智能解决全民族发展道路的良机，是对新的科学发展观学习消化丰富完善以及系统化的良机，是用思想的解放来率先打破思想瓶颈进而突破体制瓶颈的良机。这些，远不是搞几次学习辅导、办几期领导干部培训班或者编几本辅导材料所能奏效的。在争论中，我们的决策者不必要评判是与非，只需要倾听，只需要思考，只需要……择善而行加以选择。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