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去年7月成立的这个组织目前仍处于初创阶段，但已经遭到了《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积极支持者的激烈声讨。15年前出台的国际性条约《京都议定书》在“气候控制”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硬性规定，支持该议定书的诸多人士多年来为这份协议能获得更多国家的批准而多方奔走。仅仅是组建APCDC的想法已令环保活跃人士和一些官员恼怒不已。他们坚持认为，所谓的“温室气体”正在导致全球变暖，只能强制减少排放才能遏制住全球变暖的势头，虽然这种理论到目前为止仍缺乏确凿的科学证据。
《京都议定书》中所谓的“气候控制”就是通过政治手段强行规定各国的排放配额，并用罚款等强制性手段来制裁超额排放，换言之，这与苏联时代的中央计划体制颇为相似。联合国不久前在蒙特利尔召开的气候会议就彰显了这一制度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显然，以《京都议定书》提倡的做法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会让不发达国家的公民感到切肤之痛。印度环境部长Andimuthu Raja就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说，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必须优于减缓气候变暖的问题。
那么，APCDC的宗旨与联合国《京都议定书》的“气候控制”有何不同呢？首先，成立APCDC并非基于必须减少能源使用这一想法，这种不近人情的观点丝毫不顾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对生活品质的影响。APCDC承认经济发展是人心所向，而能源利用对确保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对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不发达国家而言，这是实现清洁环境和调高环保标准的唯一途径。未来几十年，能源消耗的增加将是全球每个人物质改善的一个核心内容。不发达国家的公民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一样有权要求提高生活水平，享受教育，更长寿和更健康等等。生活富裕的欧盟和联合国气候官员们力图让全球不发达地区以消耗能源来推动的经济增长停下脚步，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其次，《京都议定书》一开始就认定减少温室气体的唯一办法就是控制排放。与其不同，APCDC认为有必要通过利用新技术来实现方法创新。创新可能需要长期的努力、大量的资金以及国际化合作，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企业界的参与。科技发达的国家能帮助新兴工业化国家采用效率更高、更清洁的技术。如果中国的锅炉和印度的汽车能像美国或澳大利亚那样达到环保清洁标准，那么任务就完成很大一部分了。如果有主动配合就更好了，虽然《京都议定书》的积极支持者们宣称创新需要某种形式的强制。
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都说明，要有效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广泛搜寻各种知识以及尊重个人对改善生活品质的渴望。自由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使人们深信：人类的创造力能够被调动起来促进革新，减轻不利的气候变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复杂的人际互动以适应变化成为可能，因为市场经济依赖企业家的自发反应，他们能对变化作出主动、灵活、多样的反应。企业家有了想法，就会在竞争中进行检验。他必须确定在哪里获得原材料和配件，如何通过培训使工人具有相应的技能，如何组装产品、如何采用创新工艺，如何将产品进行分销，如何展开售后服务以及如何进行融资等等。在解决这所有问题的过程中，企业家常常面临其他企业家夺走其利润的威胁。
在市场经济中，知识搜索涉及的范围之广、之复杂已远远超出了最出色的计划专家的智力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苏联时代的中央计划专家从未预见到iPod的产生。
市场不仅仅在提供更好的消费产品和服务方面具有优势。近两百年来，市场经济也为不断改进的环境保护提供了专业技术。当什么东西（如清洁的环境）变得稀缺，竞争者就嗅到了利润，市场就会对这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良好的利润前景促使企业家引入新技术，提供节能、低成本的产品和工艺，帮助我们克服稀缺和瓶颈效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不断地对变化作出自我调整。这产生了一种良性循环：繁荣推动技术变革，技术变革让经济发展更清洁，减少废物排放和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已极大地提高了环境标准，但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仍未有这样的改变。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没有速效的灵丹妙药，这是APCDC的一个基本认识。与官方气候科学家以及联合国计划官员们的傲慢不同，APCDC的谦逊态度看上去比较讨人喜欢，也更实际一些。在人们还不清楚需要怎样的创新和调整，不知道在责任自负的决策前提下需要进行怎样的知识搜集和检验的情况下，盲目定下排放数量指标无疑是鲁莽的。采用哪种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减轻全球变暖效应的结果是否真的会实现。但看来《京都议定书》虽然设定了目标，结果并不怎么样。
如果假定现代化和富裕能自动到来，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创新和经济增长永远都不能想当然。有很多大的挑战，如利用更清洁的能源推动经济增长，都要求通过制度和法规建设加以应对，如鼓励企业发展，对提出解决方案的企业家予以回报，并为各种各样的梦想留出一点空间等。同时，也要求有相当的“我能行”精神，这种精神曾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经济的崛起功不可没，如今正在亚洲地区蔓延。相比之下，欧洲的生态社会学家以及联合国的计划专家对于未来深深的悲观情绪似乎让人沮丧和垂头丧气。
悉尼的APCDC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具建设性、前瞻性和人性化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或许也能让不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富足、更健康的生活以及享有更清洁的环境。
（编者按：本文作者Wolfgang Kasper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
香港时间2006年01月11日16:26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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