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这一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哪里，国内还是国外？
巴曙松：我不太赞成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国内还是国外这种看法。汇率的选择是一个国家经济决策的重要内容，出发点是本国的经济增长和本国的国际收支的状况。现实情况是，由于近些年来，特别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加上特定的汇率制度，使得我们面临着一些升值的压力。具体的说，我们1994年理论上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根据经济金融状况及时进行浮动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1997年以后，处于稳定亚洲金融体系的国际责任，人民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现在如果扩大汇率的弹性，只不过是回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本义。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个人国内资产可以向转移，境内遗产可以由海外继承。这实际上就是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实际上，装中国的资本项目中，严格管制的部分已经非常稍，不少国际组织评价，中国在外商直接投资等领域的管理，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完全自由兑换的要求，现在中国开始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实际上同时可以发挥一种矫正功能，就是改变原来我们的外汇管理体制中，重流入轻流出这么一个不对称的格局。原来我们的外汇管理体制有利于维持汇率的稳定，但是容易放大整个外汇的供给，放大升值的压力。实际上真实升值的压力未必真有那么大。如果我们把一些外汇的需求放开，比如出境旅游，遗产继承，可能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比原来减弱不少，人民币在外汇市场的供求更容易取得均衡。
第一财经日报：您曾经谈到“西班牙烧鞋”事件与其说是外交事件不如说是汇率事件，因为它对我们的进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会对进出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巴曙松：出口一直依赖汇率的贬值，无论这种贬值是主动贬值还是因为汇率体制导致的变动贬值，都使得外贸企业可以仅仅依赖贬值来获得出口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市场基础上适度的升值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外贸企业不再单纯的依靠汇率的贬值，而逐步靠提高技术的竞争力、产品的竞争力来进行出口。如果我们持续的“盯住美元”、并跟住美元变动贬值，可以预计，中国的贸易条件是在不断的恶化，买进来越来越贵，卖出去越来越便宜，对于中国的资源的保护，中国出口利益的保护，中国整个的福利水平是有负面影响的。汇率形成机制应该有一个基于市场化的改革。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常性的贸易项目出现了逆差，但是外汇储备还在增长，这说明推动升值的压力有相当部分是资本项目的流入，国际资本的流动受经济形势的逆转可能会退出。现在与其简单的评估是要升值还是要贬值，还不如说现在是要逐步的扩大汇率的弹性，调整外汇管理体制，避免体制上对外汇需求的抑制、特别是一些合规的外汇需求的抑制，同时相应扩大监管机构对于整个资本流动的监测能力。
第一财经日报：此次“热钱”卷土重来，有专家建议人民币不但不应该升值，甚至要先贬值一段时间，再恢复现有汇率，以此逼退热钱，您认为这个方法可行吗？
巴曙松：具体的贬值还是升值不能只看短期资本比率这一个指标，而且人民币汇率本来就是在市场上形成的，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我们只能从外汇供求的角度去调控。如果人民币升值时，外债里面短期外债所占的比重居高不下，就给一些短期投资资本以较大的投机利益；短期外债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投机资本，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指标。目前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应该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国际收支的走势。
第一财经日报：热钱涌入中国，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对经济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巴曙松：由于本币与外币之间的逆差，导致投机性资本的流入，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是到底这个金额有多大，这是实际上是没有统一的统计口径的，目前一些媒体所说的1000亿也好，500亿也好，实际上都缺乏严格的依据，只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把注意力重点放在汇率重估的估值上，而要关注到，实际可能采取的措施，更多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国际收支调节措施，就是逐步的放宽外汇对外投资的渠道，抑制投机性资本的流入，适当扩大所需技术合资源的进口，抑制资源型产品等的出口。例如，在促进资本对外流动方面，要积极允许境内合格机构对外证券投资（QDII），放宽遗产向海外的转移，控制一些投机性资本向国内的流入，在此基础上，再稳步扩大汇率的波动幅度，发展外汇市场。因为目前如果我们的外汇波动幅度很大，但是我们整个银行体系合外汇市场缺乏必要的外汇风险管理工具，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一个经常波动的汇率，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银行系统，去年以来，对于国有银行改革的力度在明显的加强。国有银行的改革取得成效之后，为我们汇率机制的改革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
第一财经日报：汇率机制改革、扩大浮动的弹性，是不是等同于人民币升值？
巴曙松：即使我们维持人民币汇率这个名义汇率不变，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物价因素的话，实际上人民币一直在非常稳定的升值。仅仅从名义汇率来说，从1994年的1美元兑8.7人民币，现在升到8.2，升值了5％－6％，如果考虑到中美的物价差异，这十年来，人民币兑1美元实际上升值了20％左右。 所以，不要仅仅关注名义汇率，还要关注物价的影响，人民币完全可能在名义汇率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出现明显的升值或者贬值。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外汇管理现在采取的是强制的结汇制度，只要有外汇进来，未经批准，原则上应当强制卖给银行，但是出去需要的外汇需要审批才能购买，这样就放大了升值的压力，实际上，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根据经过体制放大的要求来升值，而是要让这个外汇管理体制比较中立，减缓一部分体制放大的升值压力之后再扩大波动的幅度。目前的状况下，简单的扩大波动幅度那就意味着简单的升值，这是不妥的。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汇率机制最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今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巴曙松：中国政府去年以来一直有非常明确的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相对稳定。这个均衡就是指国际收支的均衡。目前，我们的国际收支里，贸易项目也有顺差，资本项目也有顺差，这种双顺差是不均衡的。作为一个均衡的汇率体制，我们可能会出现资本流入，但是在贸易上，进口一些我们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一些高技术产品，出现适度的逆差也是整个国际收支平衡的表现，本身是比较健康的表现，只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这个逆差过于恐惧、过于担忧。实际上中国的汇率制度，从国际货币基金的标准来说，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没有真正说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只不过是1997年以来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承担的责任，我们对东南亚国家和亚洲国家说汇率保持稳定。但是，从中国发展的下一步趋势来看，应该重新回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扩大汇率弹性合适的时机是在什么时候？
巴曙松：从整个金融改革的进展来看，条件在逐步的成熟，什么时候推进需要一个统筹的安排。从国际经验来看，首先要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值得注意的是，10月28号，我们贷款利率的浮动的上限放开了。其次，要有一个健康的银行系统，现在我们国有银行的改革在明显的推进。第三，要有相对完善的外汇市场，市场工具不能非常的单一。像我们现在的外汇市场就是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一些相关品种，交易品种非常单一，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都没有，市场流动性也不够。这几个方面的条件都准备好之后，我们才能够考虑汇率波动幅度放大，由市场来决定汇率。
第一财经日报：请您预测一下，今后人民币汇率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变化？
巴曙松：随着外汇市场的完善和宏观调控能力的提高，人民币会变得更为灵敏，能够及时动态地反映中国的经济增长于国际收支状况；从总体趋势看，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人民币汇率稳步的升值趋势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实际上，在日本、德国等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货币也是相应稳定升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