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最根本性的制度，无法在短期内有突破性的改变，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围绕经济增量的私有化来进行展开的。经济增量的私有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出台的指导思想。这最初体现在改革之初的农村联产承包和企业承包经营策略中。其基本原理是：通过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在保持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将经营成果，尤其是增量部分，进行私有化，对于存量之外的新设经济利益直接进行私有化。这种改革策略有益的一面是保持了原有经济基础的存在，国有经济没有在改革之初就受致命冲击，从而增强了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各种振荡的承受能力，避免了出现类似苏联以直接的生产资料私有化为改革策略所造成经济体系混乱和崩溃的情况。但这种改革策略也引发两个致命的弊端：一方面是由于全社会将追求可私有化的利益作为共同的目标，致使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出现严重的扭曲，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基础受到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是由于相关利益团体为了将存量资产转化为增量的可分配的资产，造成存量资产（主要是国有资产）严重受侵吞。这两个弊端现在越来越多被揭示和披露，然而已暴露的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全社会对可私有化、可私有分配利益的追求造成是所有社会行为都有利益化的倾向，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用于转换成可分配的“金钱”的趋势。从经济资源、到公共资源、甚至到政府资源都以能否变成可分配的金钱为标准来决定其配置。由此，中国经济自改革以来形成了3个趋势性的特征：○1经济资源向民营企业和个人（包括个人实质性控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倾斜。其机理是，个人或民企的金钱能够更灵活、隐蔽地运用，经济资源到个人或民企手中后能够以“灰色或黑色”的方式进行再一次分配。我们只要看看那些已经公布的行贿受贿案件就会发现这种现象；○2社会公共资源、事业单位资源及国家垄断资源在相关主体的体外运行，或者通过设立小金库，或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截流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为小集体或个人占有。其机理是，社会公共资源、事业单位资源及垄断资源由于受国家政策的管制，其自身无法产生可私有分配的利益，只有通过体外运行或利益转移，才能产生可私有分配的利益，从而被掌管此资源的小团体或个人占有。在教育、医疗、电业等行业均存在这种现象；○3政府资源、政府行为经济化的倾向。其机理是，政府作为政策的制订者和监管者，其资源（主要是权力和政策）产生的效益应当属于整个国家所有，无法自由分配，所以只有在经济化之后，尤其在向民营企业、个人等能够实现利益分享的实体经济化之后，才能获得可支配的利益。现在关于政府官员卖批文、卖关系网，甚至直接卖官的报道已越来越多。这三种趋势交织在一起，互相推动，互相强化，甚至为条件，造成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扭曲，也致使中国的经济行为充斥着原罪。资源分配的扭曲的结果是经济资源、政府资源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公共资源效率降低，甚至造成对经济增长有重大间接贡献的教育、科研、道德、民族认同感、社会团结安定等都文化因素将受到破坏。这种趋势如果不及时整治，将对经济造成致命的冲击。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在预演了这一幕，以前的证券市场一度十分繁荣，然而其中权钱交易、造假、欺骗、罪恶也非常盛行，使中国股市成为公开的强盗和骗子市场，现在股市在衰落，虽然国家又出台了数十项有救市意图的政策、措施，但如果不根治其弊病，股市无法再获得人们的信任，仅靠资金的推动，无法使其再度繁荣。
中国经济表面上一片欣欣向荣，但深处却潜伏着可怕的危机，各种腐败、黑幕、欺骗、违法、违规现象怵目惊心。国家从未停止过反腐败，然而人们越来越发现腐败、特殊利益团体、利益关系网竟是如此的普遍，渗透了经济体系的每个角落，甚至我们自己也都被同化，变得趋炎附势，变得麻木不仁，甚至对经济学家、新闻媒体为利益出卖自己的良知也觉得理所当然。官员们甚至称腐败是为了能够在官场生存，医院见死不救也有理有据，只有偶然的见义勇为是难得的动人新闻…….。对于这种全民族的现象，我们无法只当作个人或群体的道德素质问题，也不会怀疑中华民族的本性中就只有金钱意识，我们必须找到其体制性根源，并从根本上采取治理措施。
对于存量资产，尤其是没有建立“增量”分配机制的存量资产，不仅不会有人认真、负责地管理，相反，管理这些资产的人们还会想方设法将这些资产转化为可分配和可占有的资产，甚至不惜破坏这些资产。即使对于建立了“增量分配”机制的存量资产，也同样会有将“存量”转划为可分配、可私有的资产的内在需求。国有资产流失的机理并不在于所谓的国有企业“主体缺失”，也不在于郎咸平教授所说的管理者缺乏“信托责任”，而在于由于体制性因素，存在将国有资产转化为个人资产的内在机制。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都来自于上一层当权者的任命，这些管理者必须维护其“上一层当权者”及自身的利益和权势，至于企业的发展是次要的事情，甚至权势利益团体只把国有企业的经营当作维护其权势的工具，而这种权势又参与前文所述的三个趋势的互动，从而形成了“权势”与“利益”的互相转换与互相强化机制，这就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差、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性原因。国有资产流失有多严重现在还是个谜，但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数万亿的不良资产、已报道的贪官的涉案金额，以及大量的国有企业亏损、关闭、破产、工人下岗等现象，就能窥其之一斑。国有企业曾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在各个行业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无论国有企业的人力、设备、生产、市场、组织等基础资源，还是国有企业享有的政策的照顾，都显著优于在各类薄弱基础上起家的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想象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甚至连在没有竞争的领域，国有企业也亏损地一塌糊涂。但是，如果进一步发现国有企业不仅经营效益差，而且存在大量的资产流失现象，反而就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奥秘。
侵吞国家存量资产及其利益的手段除前文所述的“洗钱”性交易、体外运行、关联交易外，还有将国有资产的直接低价私有化，如贪污和所谓合规的收购等方式，在这方面郎咸平教授已分析了许多知名案例。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方式也需要给予重点揭示：对自然资源破坏性的开发、以及为引进外资对民族产业实行歧视政策，甚至在利益的驱使下对民族工业进行压制政策等，这些行为造成了自然资源、民族工业严重受到破坏，也是对存量资产的不负责行为，破坏性行为。企业和政府对自然资源、环境进行破坏性开发的机理是：企业或政府官员为了自己任期内的业绩、政绩需要，不顾及对自然资源、对人民群众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的开发，对环境进行破坏性的利用。企业、政府积极引进外资的机理是：引进外资可以减少技术和产品开发的风险，在短期内提高业绩和政绩，并且企业、官员们借引进外资有出国机会（这对长期处于封闭环境的中国人很有吸引力），因此，企业、政府为了引进外资，在税收、行政审批、能源等方面上实行内外有别的资歧视政策，使中国的民族企业失去了许多参与、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机会。分析一下日本、韩国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其有多少真正具有产业竞争力的企业是靠引进外资发展起来的，就知道我国盲目引进外资的背后意图。当我们出门乘的是外国企业的车、家里用的是外国企业的电器、上班用的是外国企业的电脑、喝的是外国酒、穿的是外国品牌的时候，我们还奢谈中华民族的复兴，岂不是天方夜谭、南辕北辙吗？国有资产流失、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以及民族工业竞争力低迷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不能不高度警觉。造成这种状况，不是由于个别人或个别地区的原因，而是由于经济系统性的原因，所以，我们同样要分析其制度性的根源，从而采取有效的扭转措施。
实际上，我国政府、经济界、新闻界都已经发现或意识到所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加大反腐败力度、建立诚信制度等，尤其在“十一五”规划中，国家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共同富裕、执政为民、循环经济、鼓励原创技术、保护和发展国有资产等理念，然而，本文希望能够从制度层面来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和形成的原因，也坚信只有从制度上着手，从深层次来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才不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建立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系，顺利走出目前的困境。
根据上文的分析，过度以增量利益的私有化为改革核心造成诸多弊端，使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严峻的隐患，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将改革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制度的更基本的层面上，从真正的经济体系的核心点来建立我们的经济体制。这个更基本的层面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原则：自由且平等的主体、机会均等且信息公开的竞争机制、公正且公平的交易机制。这些原则作为理念、作为制度的基本要求其实很简单，但是实施起来却有严格的体系性要求。首先，政府要进一步减少直接对经济运营干涉和参与，政府甚至要独立于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建议将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划归人大）。按照新加坡的模式，国有企业必须与其他企业一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必须受共同的市场制度制约，不能依靠政府的行政保护来生存。政府只能是经济政策制订者和实施的监督者，而不能是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者，否则就既做了运动员又做了裁判；其次，要健全和增强执法守法的监督机制，增强税务、监察、法院、监管等职能部门的独立执法意识和执法能力，同时要扩大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由，并增加社会公益团体的监督职能；再次，在各个要素市场，建立完全公开、公正和机会均等的市场机制；最后，要在全国推动商业文明意识，而不是片面的致富意识。要树立既要致富又要诚信、注重社会公德、以及科技兴国的理念，要让诚信、公德成为市场准入的必备要素，其价值远大于金钱利益的价值，要让非诚信行为、非道德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同时加大对教育、技术创新、技术创业的投入，增加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从而提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200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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