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五年，韩国从一个成本和数量主导的经济体，成功转型为品牌和技术主导的经济体。这对中国是一个刺激。中国政府可能会在2006年实施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本土品牌和技术的发展。这种初衷是良好的，但是政府的政策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政府可能会采取税收激励、标准设定、政府采购等手段。但这些手段无益于改变当前盛行的赚“快钱”的心理——中国消费者品牌和专利技术发展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受到此种心理的影响。
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是导致中国企业短期行为的主要原因。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我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
中国发展模式的限制
过去25年里，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达8.1%。该模式的成功要归结于两点：(1)海外华人掌握的出口专业知识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大军相结合，刺激了收入增长；(2)中国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
尽管过去取得了成功，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担心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产能明显过剩，尤其是在基础建设领域。这使中国政府动员资源启动大项目的经济回报受到影响。当前这种模式若延续下去，只能导致更多的浪费，最终使增长放缓。
其次，中国当前的出口规模已经非常大，在这个基础上，高增长率很难长久维持。1980年至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了41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6%。单从数学意义上来说，中国也不可能使如此高速的增长在未来25年内，甚至在未来十年内重复一遍。
假如当前的出口增势再延续十年，中国的出口将会比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出口总额还要大。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美日欧是中国的主要消费者。在未来十年，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会从过去25年间的16%降至6-8%。因此，中国需要启动内需，以维持增长。
再次，数量主导的增长模式带来了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损耗。中国目前80%的水资源遭到污染，这可能会带来健康危机。中国去年消费了21亿吨煤炭，如果照当前的消费趋势发展，未来十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
据BP能源统计，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四十年内用光其所有煤炭储量。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十五”规划提出，要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但是“十五”期间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将于2006年三月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可能会继续强调这个问题。
但我担心的是，“十一五”规划可能仍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政府相对于市场的强势。在我看来，只要政府仍然保持那种与市场导向背道而驰的行政干预做派，增长模型就很难转变。
应对韩国挑战
韩国在短短五年内就将其数量主导型经济，成功转型为质量主导型经济，这使中国官员们甚为不安。他们曾经以为韩国和中国不相上下；而现在韩国起飞了。就在五年前，韩国还被看成是依靠低劳动成本的典型东亚经济体。而今天，韩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世界领先的品牌和产品。
事实上，中国市场对韩国的转型起了推动作用。中国的增长为韩国向高附加值经济体的转型做出了贡献，而中国本身却未能转型，这让中国深感不安。这种对比凸显出中国体制的缺陷，中国政府想“做些什么”的决心越来越大。
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制定一批鼓励本土知识产权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力量来自政府。当政府想要“做些什么”，它通常会采取行政手段。中国政府最可能采取的方案，是对特定产业和经济活动实行税收激励。在当前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它有能力慷慨地实行税收鼓励。
然而靠大量投钱来刺激知识产权发展，可能并非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中国知识产权创新的匮乏主要不是税收激励问题。
强势政府的挤出效应
在市场之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这是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缓慢，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主导中国经济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市场规则。现有的市场规则往往会被官员随意更改。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长期规划没有太大意义。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在企业界尤其如此。这种心理背后，廉价钱的诱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当属政府的随意处置权。首先，私营企业担心企业本身会由于规则突然变化，而被取缔或遭遇破产。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于是只有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
其次，对于私营企业来讲，怎么处理和强势政府的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环节。同官员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创造短期优势，就能赚更多钱。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私营企业直接或间接依靠政府权力来获利。
世界级公司成长于市场竞争中。当商界赢家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挑选，这种赢家很难进入世界级公司行列。中国政府应该接受这个逻辑，那就是大公司只能脱胎于有着固定游戏规则的竞争性市场。
因此，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培养一种基于市场规则的竞争性环境。有些政府干预是必需的，但在实施这种干预之前必须进行全盘而深入的考虑。否则投钱再多也只能是乱花一气，造成浪费。
建设研究型大学
当前技术创新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日本模式，这种创新基于大公司投入的大规模研发预算。韩国采纳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是美国模式，一些基本构想首先在研究型大学形成，然后由公司通过特许制度将它们商业化。这两种模式都可能成功。
中国地域辽阔，本来应该可以把两种模式都吸纳过来。但是，在包括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华人经济体里，家族和政府控制的企业居于支配地位，这类企业并不是很适合公司型研发。政府控制的企业通常会把研发费用浪费掉，而家族企业则通常在研发上投入甚少。
我认为中国需要依靠研究型大学来进行技术创新。不幸的是，中国的大学正试图通过尽快赚钱来抬高自己的名声，而教学和研究则面临衰退。在我看来这也是赚“快钱”的心理在作祟，中国急需改变这种情形。
首先，中国需加强大学教学和研究。中国的大学一旦出名了，就会试图利用这种名气作为资本来赚钱。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应严格界定教授在大学教职之外所能涉足的工作范围，此外应打消大学教授利用其和大学的隶属关系来赚钱的念头，使他们回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来。中国的大学需要让教授们更重视教学和研究，而不是商业利益。
其次，中国应该采纳美国式研究基金体制。美国大学研究经费中的很大部分来自政府相关的机构，比如美国宇航局(NASA)、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以及国防部。这些基金带来了因特网以及基因拼接等各种技术。
我认为，建设大型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发展技术的关键，而全球范围内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可资借鉴。这一点中国有能力做到，但前提是必须让大学彻底消除赚“快钱”的心理。(徐寒梅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