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    全球FDI流动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为主，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向式全球流动。跨国并购已经取代传统的绿地投资成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式，投资领域也由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扩大至包括农业和各类服务业在内的所有领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保持一定增长，同时，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投资，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悄然兴起，仅2001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就高达850亿美元。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战略，也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有明显的增长。面对全球FDI 流动的新趋势，我们应加强对FDI流动模式和成本收益的研究，继续完善各项引资配套政策,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抓住机会提高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水平。同时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管理制度，给予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的待遇，创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良好的经营环境，从而实现FDI投资国和接受国的双赢结果。

本文通过研究六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流出量）、流动模式、政策制度、经济总体趋势、所有制结构，以及改革进程，揭示出发展中国家引资的主要特点。本文主要结论是：贸易制度改革改变了国内生产方式，跨国公司的行为以及FDI成本收益计算方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表1和2为六个亚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比较，数据包括经济总体指标、贸易制度、FDI相关数据，以及引资环境的相关指标。表3为六个国家的FDI制度比较

商业环境

对FDI吸引力的不同决定了外资企业在这六个国家的进驻程度存在差异，而对外资的吸引力取决于经济增长率、政策环境（包括外国投资者市场准入的难易程度）。除宏观经济管理和开放度外，还有许多因素也同时影响着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外资的吸引力，相关指标见表1.这些变量包括人力资本、物质基础设施质量、制度质量、国家风险，以及金融形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开放，政府必须进行转型，从保护/管制型体制向强调投资促进和效率提高的新体制转变，这需要进行微观经济改革（或称第二代改革）。因此，制定有效的研发计划及其他支持计划、构筑良好的物质基础设施、实行法制、教育和行政改革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国家风险和政策可预见性也需要加以关注。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为表1列出的这些“竞争力”变量。

需要强调的是，对任何国家来说，国内投资者是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国内投资者的情绪对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东道国的总体商业环境不仅仅是指涉及外商的环境。具有明显“亲外资”特征的引资体制及其他制度不可能具有财政或政治上的持久性，对跨国公司来说，此类引资政策的价值会大打折扣。我们注意到，任何有关竞争力和商业环境的研究都已认识到这一事实。

表1中的指标和数据是按一定标准仔细选择的，能有效地帮助我们发现这六个国家存在的差异。

中国的人力资本基础雄厚，基础教育得到普及，部分国民具有高超的技术水平，移居海外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构筑了庞大的华人网络。中国具备研发实力，主要是因为过去重视军事技术研发以及重工业发展。中国实现了贸易和投资开放，但历史上，中国缺乏商业管理制度，而且腐败问题较严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不过，中国的管理制度正在迅速改善，特别是与国际交往密切的地区。尽管中国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质量参差不齐，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正在迅速提升。

印度的人力资本和研发实力位列国际一流水平，特别是信息技术以及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与多数东亚国家相比，印度的教育优先政策使其成为软件业的国际中心，但是，文盲率仍旧处于很高的水平。印度的“内视战略”意味着，在国际上其不能充分发挥拥有的人力资本实力。因此，与中国不同，印度主要是通过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打入国际信息产业市场。印度的商业环境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司法制度虽然庞杂但具有独立性，在六个国家中，印度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的力度最大。印度拥有大批的海外侨民，这促进了其与国际经济的紧密联系。1991年以后实现的改革使印度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巨变，但是，仍然存在许多尚未完成的且复杂性很高的改革计划，而且，近年来，印度改革的动力似乎明显减弱。

韩国的发展战略一直得到特别的支持。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时，韩国的教育和研发支出已经达到了OECD的水平，其互联网接入率和使用率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基础设施和制度质量也相当好。外部因素（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及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是推动韩国进行政策改革的重要因素。尽管贸易和FDI体制实现了对外开放，但人力资本的国际化进程越来越缓慢。

马来西亚体制突出的特征是制度质量相对较高、物质基础设施完善、教育公共投资巨大、以往种族失衡的状况得到了扭转。马来西亚的商业环境与其他五个国家大体一致。不过，在过去二十年中，其司法独立性似乎有所下降，而且高素质非马来人持续流失。由于劳动力市场高度开放，马来西亚提升技术水平的速度放慢，特别是其正面临来自下层（特别是中国）和上层（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激烈竞争。

泰国在多数指标上的得分都很高，但人力资本是个例外。尽管泰国已经普及了初等教育，但中等教育入学率较低。因此，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初期，实际工资收入迅速提高，然而，泰国却面临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高附加值生产转型的困难。泰国的贸易和FDI政策越来越开放，但历史上，泰国的司法和商业制度并不完善。此外，泰国的基础设施普遍较好。

随着成功完成了第一轮的宏观经济和商业政策改革，越南正面临基础制度建设的挑战，这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越南在财产权、司法制度、金融和基础设施方面都欠发达。虽然越南的文盲率较低，但其缺乏具备国际经验的企业家。很多小企业和家族企业处于不安全的经营环境中。越南的国企改革滞后，而且物质设施和商业设施的质量也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外国直接投资制度

概述

按照FDI制度的不同，我们把这六个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历史上采取限制性政策的国家。但在过去二十五年中，这些国家的政策已经变得更加开放，例如中国、印度和越南。第二组为历史上经济适度开放而且变得越来越开放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第三组只有一个国家---韩国，最初其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严格的筛选，但随着时间的变化，FDI政策变得更加开放。在这六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投资开放度下降。

表1中的FDI数据说明了这些总体特征。1990年马来西亚（六个国家中人口最少的国家）成为继中国之后FDI存量最多的国家，泰国领先于其余三个国家。越南的FDI存量最少，可以忽略不计。截止到2001年，中国成为FDI的主要接受国，是马来西亚和韩国FDI存量的七倍。200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FDI接受国。印度和越南的FDI存量仍然很少，尽管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高，特别是越南。就FDI占GDP的比重来看，马来西亚最高，印度最低。这一比重增长最快的是越南，其次是马来西亚。

对一些国家来说，向FDI打开大门仍是迄今主要的改革任务。自80年代末以来，韩国逐渐实施了自由化政策，而主要的改革发生于1997-98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80年代开始了普遍的改革，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其再次进行了深入改革。1991年是印度改革的关键一年。越南改革始于80年代末的Doi Moi改革，在世纪之交其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自由化改革。

与此相比，泰国，特别是马来西亚，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强。在六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政策出现过大幅摇摆。90年代泰国成为引资大国，经常项目赤字超过了GDP的8%，吸收的FDI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其中证券投资和其他短期资本所占比重明显上升。随着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泰国政府的目标是把曼谷变成地区性的资本中心，与香港和新加坡竞争。继1997-98年亚洲经济危机导致资本大量外流、泰铢大幅贬值后，泰国政府仍然保持对外开放的姿态，尽管民族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但在这段时间里，泰国吸收的FDI实际是增加的。

马来西亚政府命令企业向马来人进行利润再分配，1970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中规定，马来人持股比重从2%上调到30%，随着1990年这一比重达到约20%，政府不再强调这个政策。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发布时，由于外资参与马来西亚经济的程度较高，这项改革才得以实施。实际情况是，利润再分配不是从非马来人向马来人转移，而是从外资企业向国内企业转移。在这一时期，非马来人持股实际上增加了，而直到最近外国企业的持股在持续下降。

促进改革的因素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包括政府认识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开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国家实现即定目标，此外竞争—-赶上邻国的发展水平—-也是动因之一。外因包括加入国际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对韩国来说还有经合组织）；以往的援助国（前苏联）瓦解（导致越南必须进行改革）。一旦关键的领导人或政治人物认可改革政策，那么改革进程就会加快。

显而易见，对这六个国家来说，政策改革具有不同的内涵。一直采取开放政策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强调渐近改革。其他国家的改革重点是政策改革，其中FDI自由化是重中之重，中国和越南就是典型例子，其FDI政策从限制性一跃转变为开放性。

二元政策制度

世界上只有很少几个国家实行完全开放的FDI政策。因此，尽管六个国家的FDI制度变得越来越开放，但政府仍是有选择地允许部分外资进入某些特定行业，例如各国对开放服务业都很谨慎。此外，出于非经济因素，政府也会采取限制措施，例如，经济相对开放的马来西亚，出于保护低效的汽车产业的目的，限制外资进入这一行业。

多数国家都存在“寻求租金”型和“寻求效率”型两种外资，这主要是因为贸易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国家偏向于支持某些受保护的部门。因此，六个国家都存在“二元体制”。例如：

l         不同地区的引资政策不同。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已经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地方政府，泰国也采取了工业决策权下放的政策。六个国家都以不同的速度和程度把中央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

l         对不同的行业保护政策和优惠政策有很大差别。

l         国有企业通常得到特别优待，特别是在中国、印度和越南，与国有企业合资的跨国公司也会得到同样的优惠待遇。

l         大多数国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某种形式的财政和金融优惠，但其中也存在区别对待的情况，这主要取决于产品销售市场、外国投资者引进的技术、投资地点，以及其他因素。

l         象中国和越南这样改革起步较晚的国家，其倾向于为潜在的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选择。

在改革起步较晚的国家，上述“二元体制”的特征非常明显。这出于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矛盾心理。人们普遍认为，经过与国际商业社会的多年隔离后，一个国家要想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必须采取特别的投资促进措施，有时这导致政府以牺牲本国企业为代价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特别慷慨的优惠政策。这种优惠政策往往会被人利用（例如中国的“迂回投资”现象），并且国家风险会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FDI会大规模流向与国有企业合资的外资公司，流向受保护的、低效部门，导致国际商品价格下跌。此外，也会导致外资流向非贸易部门，如房地产和饭店业，但这一市场对国际投资来说太浅，容易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当然，也有其他外国投资者进入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通常，这类投资都位于经济特区，可以免受官僚主义和经济管制的影响，中国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案例。最初，中国出口生产基地仅限于南部沿海四个特区，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外资来自于香港、台湾。另一些外国投资则以与国有企业合资的形式进入低效的、受保护的重工业，这类投资大部分来自于OECD成员国。不同类型的FDI能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取决于这种FDI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在这六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只拥有一种形式的FDI。因此，改革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寻求租金”型FDI逐渐减少，并被越来越多的“寻求效率型”FDI所取代。

即使是改革取得了成功的国家，未来之路也是崎岖不平、不可预知的。例如越南，90年代初期越南进行了Doi Moi改革，经济得以迅速增长，外国投资者感到非常满意。然而，90年代中期，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在一个进行了部分改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环境中开展业务。由于长期处于商业隔离状态，以及官僚主义盛行，决策者往往不了解如何管理外国企业。例如，他们经常对外资企业存在不现实的预期。而且，与商业环境有关的问题并未在第一轮改革中得到解决：如繁文累牍、腐败、财产权得不到保护、司法环境不佳、极差的物质基础设施、不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低效拥有特权的国有企业。外国企业很难在当地找到私营企业的合作伙伴，非国有企业不是被政府忽视就是业务开展受到阻碍。因此，从“寻求租金”型FDI向“寻求效率”型FDI转变是逐渐完成的。尽管越南于1995年加入了东盟，但它仍在向邻国学习如何吸引和管理FDI。

中国是政治与经济相互促进的典型例子。如果一个地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自由化，那么其他地区也愿意进行部分改革。很明显，在改革初期，中国实行全面改革不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但当沿海地区的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时，这些地区成为被效仿的楷模，改革逐渐扩大至其他地区和部门。

改革：渲染与现实

通常，各国的投资促进委员会没有实权。“一站式服务”仅涉及委员会自己的业务，仅指没有复杂的手续以及有力的执行机构，此类委员会存在的理由也是模糊的。十年前，人们就担心亚洲的投资促进委员会如何把投资促进与管理相结合。在各国向外向型经济转型以及1997-98年经济危机之后，这种担心看起来是有道理的。

在评估一项政策时，重要的是区分文件规定的投资和贸易体制与实际情况的差别。政府名义上采取的是开放政策，但实际上各种规定非常庞杂且存在严重腐败。六个国家都存在商品走私、技术走私，以及资金非法转移的情况，特别是改革起步较晚的国家。例如，越南。因此，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优惠政策的价值被复杂的行政手续和腐败所抵消了。

中央提倡的改革并不一定能推广至其他地区。例如印度，决策权分散给地方政府，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以及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政策，使改革计划很难迅速得到贯彻。虽然改革是“正和游戏”，经济会因此得到发展，但是，也会有失意者，特别是特权官僚、逃避竞争的国有企业，以及受到宠爱的工业协会（特别是国家所有的协会）。另外，由于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因此州政府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近期，韩国对官僚部门的改革似乎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官僚机构不愿意放弃控制权，倾向于保留投资限制措施。商业调查报告显示，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的商业环境相当不满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改革者建议设立“自由经济区”，这样可以加快自由化进程（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除非韩国能成功地完成上述改革，否则其不可能实现成为东北亚经济枢纽的目标。

经验表明，在一党制国家（如中国和越南），一旦主要的领导人赞成改革，改革的速度会非常快。在民主国家（例如印度），改革速度却非常缓慢。不过，在民主的国家，改革更能持久，这是因为要让所有人赞成改革需要极大的说服力，而且潜在的失意者也会得到补偿。因此，反对势力可能会比较弱。

韩国在实现民主后开展了大规模的自由化改革，但是，似乎外部因素是触发改革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希望加入国际组织（关贸总协定和经合组织），要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国韩国必须进行改革。二是亚洲经济危机，尽管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政府感到只能采取经济开放的政策而别无选择。

对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大国，地方政策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联邦制国家，如印度和马来西亚，各个州彼此竞争以吸引投资，游戏规则比较完善，但也存在相当的不均衡现象。现在，地方政府都在提供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一些以“准法律”的形式出现。一般认为，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彼此竞争会促进地方改革。但是，这也存在风险，例如地方政府提供过余慷慨的优惠措施而产生道德风险。而且，随着国际商业壁垒的降低，地方（州）壁垒可能增加。

所有制结构与外资企业

这六个国家吸收的FDI越来越多，进驻的外国企业也越来越多，这些指标---跨国公司占工业产出、就业和出口的比重—-可以印证这一事实。需要强调的是，FDI增加不一定导致外国公司所占比重增加，这是因为：（1）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FDI增加的同时国内投资率也会上升，因此，外资企业所占比重不一定上升.（2）大部分FDI为收益再投资型资金，而非资本真正的流入，在外国企业长期进驻的国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例如马来西亚。近年来，留存收益占到马来西亚新投资的一半。

即使在企业所有权数据统计完整的国家（这种情况很少），政府对外国企业的记录也是很不全面。外国企业多采取非股权的形式介入企业经营，例如许可或特许经营。在有些国家，外国企业没有选择投资形式的权利，有时只能通过非股权形式进入市场（主要采取许可经营的方式）。通常，对采取开放政策的国家来说，此类商业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大。马来西亚对外国企业所有权数据的统计要比印度和韩国更准确。此外，劳动力国际间流动正在增加，因此，外国企业参与一国经济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

未来，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的界线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大批海外侨民的存在将加速这一趋势，尤其是中国、印度和越南。但是，侨民的商务活动并没有被连续记录下来。政府官方对这类人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有的持欢迎态度，有的持怀疑态度。

在FDI流动增加的情况下，以及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简要地介绍六个国家的所有权模式。

我们没有找到中国企业的完整的统计数据，数据较完整的是制造业，制造业数据表明，国有企业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国有企业工业产出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49%下降到2001年的18%。在这一时期，国内私营企业所占比重从38%上升到53%，外资企业所占比重从13%上升到28%。在外资企业中，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企业占到总数的40-45%。其他是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数据很少）。中国企业所有制的特点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成为自80年代末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印度的所有制数据也不完整，但是，总体评估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企业所有制变化不明显，外国企业所占比重适中。根据Athreye和Kapur引自印度储备银行未公布的数据，在实行自由化以前，外资企业所占比重已经开始下降，从70年代初占工业产出的30%下降到1990年的25%。这些数据可能高估了进驻印度的外资企业的数量，因为数据仅包括印度储备银行调查的中型和大型公共企业。正如作者所示，外资企业所占比重下降的原因是“整个管理框架对外资企业实施限制政策”。印度政府有选择地允许一些外资企业进入工业部门，阻碍了多数跨国公司的成长。“后自由化”时代，这一趋势似乎正在慢慢扭转。根据印度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据（上市公司数据不能直接与上面提到数据比较），到20世纪末，外资企业占制造业产出的比重逐渐上升，从1990年的9.5%上升到2000年的12.8%，其他行业的外资所占比重上升的速度更快，特别是新近开放的服务业。在印度制造业出口中，外资比重极小，特别是与东亚相比。

韩国外资所占比重较适中，尽管历史上其采取了限制性的政策。亚洲经济危机初期，外资企业产量约占制造业产量的10%，外企就业人数占工业总就业人数的5.5%。政府实施的自由化政策以及企业并购活动导致上述比重有所提高，截止到1999年，上述比重分别上升到13.3%和8%。1997-1999年期间，外资企业出口约占制造业出口的15%。

马来西亚数据表明，外资所占比重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99年外资企业持股占企业总资本的三分之一，1970年时这一比重高达50%。在制造业，外资企业创造了约44%的增加值，2000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量的38%。1995年外资企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73%，占总出口的65%。

在六个国家中，泰国的统计数据最不完整，也没有总体评估数据，甚至缺乏制造业外资企业的数据，只有1996年时的数据较完整。外资企业（外资占企业资本金的比重大于零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约为50%，就业人数占工业总就业人数的41%。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上述数据没有太大变化。

越南的所有制结构与众不同。自80年代末允许FDI流入以来，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实际出现了增长，原因是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仍保留了获得土地和银行贷款的特权，因此，有意进入越南的外国投资者被迫与国有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同时，政府政策压制了国内中小企业的崛起。尽管这一情况开始改变，但国有企业垄断特权消弱的速度非常缓慢。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政府允许在特定情况下成立外国独资企业（主要是出口部门），以及正式认可外国企业不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2000年政府通过了《企业法》，为国内私营企业提供更加安全的经营环境。1995-2001年期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值占整个经济产值的比重没有太大变化，但外资企业的比重上升了一倍（从6%上升至13%）。国有部门所占比重保持稳定（39-40%），集体企业与私营/家族企业所占比重略有下降，分别从10%下降到8%，从39%下降到36%，混合型小企业所占比重不变（4 %）。越南经历了象中国一样的所有制巨变。外国企业出口占越南制造业出口的比重大幅上升，从1993-95年的17-19%上升到2000年的57%。中期内，当这个国家成为有吸引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基地时，这一比重还将进一步上升。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及模式

虽然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FDI接受国，但究竟有多少FDI流入了中国还存在争议，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是“迂回投资”，即中国资金取道香港并以外资的形式回流到中国，目的是为了获得外资企业才能享受的特权和安全保障。然而，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以及大陆与香港商业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这种“迂回投资”所占比重已经很小。

中印两国谁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更大也存在争议。中国的吸引力似乎更大，原因是其改革起步较早、经济增长更快、FDI流入量是印度的20倍。但是，新近研究认为，这一差距被夸大了。中国的“迂回投资”至少占20%，而印度吸收的FDI明显低估，部分原因是计算FDI流动量的方法。此外，中国经济是印度的两倍，按照FDI占GDP的比重衡量，20：1的差距应为3：1。由于中国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至少高出印度三分之一，按FDI占国内总投资的比率，中印之比应为约2：1。因而，中国与印度相比，中国在吸收FDI方面并不很特别。此外，流入中国的FDI较多也是因为中国的开放度更大。

第二，投资的行业结构在发生变化。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大部分FDI都流入到了资源型产业和进口替代型制造业。此后，投资结构的变化主要是从进口替代型生产向出口制造业转变。这种转型始于60年代末，但到80年代才开始加速发展。近年，投资结构的变化多发生于服务业，2000年发展中国家约一半的外资投到了服务业，是1990年的一倍多。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趋势：在所有国家中服务业比重都有所上升；许多服务产品都成为可贸易的产品；原来对外国企业封闭的服务业实现了市场进入自由化。然而，各国对外资进入服务业还有许多限制措施。

服务业开放是全球现象，在这六个国家也能明显发现这一点。在改革起步较晚的国家，这一变化尤其明显。90年代FDI开始进入中国的银行业和内外贸部门，随着中国加入WTO，保险、电信，以及其他服务业也逐渐对外开放。在印度，自由化促使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从85%下降到48%，大部分新流入的外资都投到了服务业，FDI在各子行业的分配也更加均匀。在韩国，90年代以前多数服务业不对跨国公司开放，但后期的改革促进了外资的再分配。

第三，资本流动形态发生了变化。90年代，流入东南亚的证券投资总量超过了FDI总量。1997-98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这一趋势得到了根本的扭转。而且，绿地投资和长期合资这种旧模式被企业并购所取代。并购型FDI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在多数国家这一趋势似乎在加强。90年代末，随着汇率和股票市场的崩盘，在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五个国家（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并购活动明显得到增强，外国投资者大量购买价格极其便宜的资产。在印度，并购型FDI大幅增加。在限制外资流动的时期，根据印度政府的命令，所有外国直接投资必须为绿地投资，而现在约40%的FDI是并购型投资，不过，政府对这种形式的跨国公司进驻本国会对本国福利产生什么影响还存在担忧。

在这六个国家中，不同国家的外国资本的形态有很大差异（表2）。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处于半封闭的状态（外国投资者买卖中国上市股票受到限制），证券投资很少，流入中国的资金以FDI为主。自1991年改革以来，流入印度的资金明显增加，1996年后资金更是加速流入。尽管随着印度实行改革开放、跨国公司调整了战略、FDI有所增加，但是，相对来说，FDI的重要性仍然很小。90年代上半叶，流入韩国的资金大幅增加，但亚洲经济危机导致资本大量外流，流出的资金主要是证券投资和其他形式的资本，1997-1999年FDI流入回升。

由于马来西亚一直实行开放政策，其吸收的外国资金主要是FDI。在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发时，流入马来西亚的FDI减少，但总量仍然较大。1998年9月马来西亚实行资本流动控制后，证券投资净流入量变为负值，但是FDI的流入量有所增加。泰国经历了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资金流动规模相当于GDP的15%，主要是因为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1997-2002年流入泰国的资本净值为负数，但是FDI流入量仍为正数，亚洲经济危机之后，FDI流入量立即大幅回升。越南的资本流动数据很不完整，其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度是六个国家中最低的，流入的资本大部分是FDI、海外汇款和转帐资金。经济危机之后流入越南的资金量下降，但仍为正值。

第四，吸收的FDI来自不同国家。欧盟、日本和美国是典型的投资大国。此外，高度开放的小国/地区也在发挥重要作用。香港是最大的对华投资者，在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上香港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迂回投资”也是造成香港是主要的对华资本输出地的因素之一。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主要投资者，历史上，两国就存在密切的商业往来。毛里求斯是印度的主要外国投资者，除了历史原因外，税收优惠政策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证据证明，在良好的管理之下，FDI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美国和欧洲主导投资的时期相比，现在投资国的资金来源多样化越来越明显，甚至中等收入国家也在进行海外投资。随着资本输出国的工业向海外转移，跨国公司“唯一性”特征正在消失。

最后我们探讨亚洲经济危机期间FDI的行为（包括规模和结构）。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受到了亚洲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越南经济增长明显放慢。因此有必要简要地探讨FDI此期间的行为，以及应对政策。资本突然流失是现代经济危机的一个核心特征。对发生危机的国家来说，经常项目会很快从赤字变化盈余，这主要是因为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另外，还会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世界其他地区不愿意为其提供融资。

在经济危机时，不同形式的资本，其流动行为模式也不一样。证券投资和其他流动性高的资金更倾向于逃离东道国，相反，FDI流动性通常较小。实际上，经济危机后FDI会出现明显增加，这是因为汇率贬值、需求下降以及金融系统崩溃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实行自由化通常是政府恢复经济的重要政策。Athukorala的研究表明，1997-98年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都实施了自由化政策。总之，经济危机时，资本会大量流失，但主要是证券投资和不可延期的短期债务投资，而FDI实际上是温和增加的。

在恢复受经济危机打击的经济时，FDI也可起重要作用。经济危机时总需求、消费信心和支出都大幅下降，政府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通常会受到限制，而且由于金融脆弱性、国内需求疲软以及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投资会减少。因此，在恢复经济期间，出口是关键因素。而跨国公司在出口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鉴于跨国公司拥有的全球营销网络、管理知识、强大的资金实力，以及与全球资本市场的密切联系，其有能力把潜在的竞争力转化为出口增长，从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复苏。

1997-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告诉我们，限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政策能与开放的FDI体制共存，至少在中短期内是这样。这一结论来自马来西亚的经验。不过，我们应注意到马来西亚所处的特殊环境：其经济非常开放，政府机构管理能力较高、国际收支也从未出现危机。

外国直接投资输出

资本外流是全球化的核心特征。虽然重商主义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资本输出是用本国的国民储蓄造福于其他国家，但经济理论与经验证据表明情况恰好相反，对外投资有利于资本输出国，因为生产回报实现了最大化。资本输出可以促进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在某种程度上，投资者“退出”投资国可以起到约束政府的作用。现在，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输出FDI（图1）。资本输出呈现复杂和不完善的特征，这六个国家的情况也各异。除越南外，其他五个国家的海外投资规模较大，尽管一些国家还对资本输出进行限制，但这六个国家都在逐步放松管制。除韩国外，其余五个国家都是FDI净接受国。

图 1 亚洲发展中国家FDI输出最多的前10个国家/地区，2000-2002年

 

来源：UNCTAD，FDI数据库

在韩国人均收入相对较低时，其资本输出量就已经超过了输入量，成为海外投资大国，这种情况很不寻常。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一直以来韩国限制资本的流入；二、80年代韩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中的比较优势迅速丧失，此类产业转移到经济高速增长的邻国。三、80年代以来，政府支持财阀的国际化战略。韩国的海外投资多针对东道国的高端市场（如汽车和家用电器），而非为了促进本国的出口；其次是为了获得东道国的技术，这种情况称为“反向工程型FDI（Reverse engineering-type FDI）”，印度也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主要的海外投资国。就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把资金投资到海外不免让人吃惊，向海外投资的原因可能是海外投资回报率高于国内投资回报率，相关因素包括以下三点：

一、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经常帐户为盈余，积累了巨额国际储备，估计目前超过4000亿美元。大部分储备为国外政府债券；二、“迂回投资”。当然这不是真正的FDI，应从资本输出额中扣除。三、国有企业在海外对具有商业和战略重要性的产业进行投资，如资源型项目，或者为了获得技术而收购某些企业。

有必要区分国家支持型投资和市场推动型投资两个概念。例如，马来西亚，政府赞助了几个主要的海外投资项目，包括国有企业直接投资，其中一些项目属于“准政治型”投资，但同时也兼具商业目的。其他海外投资项目为“寻求效率”型投资，主要投资于马来西亚的邻国，目的是获得竞争优势。

资本输出还有三个特征。首先，很多海外投资项目涉及海外侨民，海外侨民的存在降低了投资项目的交易成本。二、对管理制度复杂的国家的企业来说，投资海外的目的是在宽松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企业的特有优势，例如印度。三、FDI输出越多越有利于促进FDI流动自由化，促进投资体制的开放，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例如韩国（特别是在其加入OECD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