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发现印度，印度也在发现世界。这一过程使印度和世界都富了起来。几乎每周都有新的大型跨国公司，加入到在印度开展业务的热潮中去，因为价格合理的印度人才资源吸引了它们，它们也日益感到了印度的发展。

在印度，成熟的软件与外包产业在国际上取得了成功，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它们对经济产出仍然不大的贡献。它教育了一代人接受全球化的挑战，并让民族精神受到了“敢作敢为”（can do）这一新颖观念的熏陶。

一度萧条的制造业削减了成本并顺利发展，收获了丰厚的利润。消费文化在日益富裕的城镇中产阶级中扎下了根。他们从金融服务范围日益扩大的银行贷款，而不是存钱买房买车。个人信心的提高几乎让人都感觉得出来。对印度企业家来说，似乎不存在极限。

转变有四个基本因素：受印度1991年经济危机刺激而进行改革的滞后效应；逐渐开放的进口；中国崛起的榜样；“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指投资和消费的冲动）纯粹快乐的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由印度政府部长组成的改革“梦之队”对经济繁荣所作的贡献是何等之小。在左翼同盟的包围之下，他们笨拙地前进，在竭力减轻官僚主义的严重影响以及政治对经济的控制过程中，有时会倒退或根本没有进展。不过，当改革切实实施后，私人部门则会释放出惊人的活力。

事实上，印度的繁荣有时候似乎并非由于联邦政府政策，而更多地是因为无视这些政策。尽管去年的经济增长升至约7.5%，但20年来在由不同政治派别组成的政府领导下，平均经济增长仍然达到6%。也许印度政府要做的就是放手让创业热情发挥作用。

但政策不仅是收缩政府的管辖界限，其实政府需要管辖更多事务。如果在其它方面没有切实的行动，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快就会面临极限。有迹象显示，印度经济出现了过热，受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的消费热，推动了近期的经济增长。结果，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加，其融资大多靠的是不稳定的短期投资组合流入。

充沛的外汇储备足以避免危机，但利率上升看来是无法避免了。中央银行似乎急于采取行动，但政府却反对。政府不仅希望保持增长势头，而且作为借款大户(主要为经常支出提供资金)，它还希望能压低还本付息成本。尽管印度政府努力抑制各邦开支，但汇总后的预算赤字仍居高不下，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

更严重的是，缺乏约束的财政限制了公共投资，尤其是用于更新破败不堪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尽管投资有所增长，但仍仅占GDP的6%，只及中国的四分之一。现代化机场、供电、高速公路和港口的缺乏，不仅扼杀了印度相对弱小的制造业和出口，也阻碍了服务业，特别是有可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旅游业。

教育也迫切需要投资。印度的大学正竭力满足对一流毕业生的爆炸性需求。更重要的是，印度的识字率仅为64%，而中国超过90%，这突显了让大量农村可就业贫困人口脱离农业所需的努力程度。

最后，需要持续地打击猖獗的官员腐败，以及长久以来的公共管理不善。只要获得许可，私人部门就可以帮助迎接其中的部分挑战。但政府必须带头，只有政府能制定总体框架和标准，并实施规则。

最大的危险，是政府躺在经济活力上，为改革上继续首鼠两端找理由。这不是理由。经济表现大多要归功于活跃的私人企业的努力。现在是印度的政客展现一些“敢作敢为”精神，赶上其它部门的时候了。

作者是《金融时报》亚洲首席评论员

( 作者：亚洲事务首席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6年1月19日 星期四  译者/诸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