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电脑电子学首创者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注意到，半导体的能力每一至两年就会翻一倍，并预言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这种每年约50%的增长成了著名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 摩尔先生继而成了电脑界的巨人、微处理器制造商英特尔(Intel)的创始人、亿万富翁，并获得了许多荣誉。但他最出名的，还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定律。该定律很好地描述之后数十年的增长。电脑零件变得更小、更强劲、更便宜了，而且基本上都遵循着预言中的速度。1970年时，一块内存芯片能储存1000比特，而现在能储存320亿比特。这种进步创造了技术奇迹，比如CAT扫描、手机视频等。它也为经济提供了一股反通胀力量。 然而，几乎马上就有人质疑该定律的正确性。基本的异议就是，这种指数式规模的增长趋势不可能持续到遥远的将来。但摩尔定律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进一步的增长将来自非常规来源，比如电脑零件的三维特性、碳纳米管、量子计算、X射线光刻、系统芯片和新制造系统。 摩尔定律的部分成功秘诀在于，它从预测成为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它为这个分散行业的增长设定了时间标准，而且人人都理解这一点。当一家企业开发下一代电脑零件时，它知道技术进步的大体速度会遵循摩尔定律，所以它必须跟上这一速度。如果落后于这种速度，就必须加强开发力量，增加工程师、资金和合作伙伴的投入。如果太超前，那设计出来的产品最后可能在市场上过于超前，因而找不到买家。如果生产成本降得不够快，则必须通过增大规模或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来弥补。摩尔定律就像一座巨大的钟楼，帮助协调了全球电子工业的发展速度。 所以，从技术上讲，摩尔定律很有活力。但技术并非在真空中运转。没有哪个企业或政府机构能以每年50%的速度变化。稳定和传统很重要，如果一项基础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就会出现日益增大的脱节。19世纪时，技术进步飞快，而社会制度却跟不上，结果发生了剧变和革命。今天，信息经济的关键要素发展一日千里，而私人和公共机构则落后了。 例子包括，由于政府的频段分配程序冗长，美国因此失去了在移动无线和宽带互联网上的领导地位。全球各地的电信运营商花了10多年时间，制定彼此间互联互通的规则，却远远没有最终确定下来。这减慢了新型运营商的入行速度。 对待新兴的宽带服务，是否也该采用对待传统电信那样的耗时方法，这个问题让监管者感到困惑，最近还造成了欧盟当局和德国之间的对抗。在韩国，网上视频需要拿到广播许可证，这降低了网络的使用效率。世界各国的专利局都完成不了各自的工作量。过不了多久，在美国获得专利就可能要花5年以上的时间了。 在企业界，竞争压力导致内部流程加快或者企业倒闭。但对于政府则并非如此，即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亦然。法院可以花上数年时间来解决争端。监管机构和立法机构需要几年来制订法规。目前就存在这样一个完整的行业，而其主要产品就是拖延。 这些决策过程的部分问题是固有的，而且是基于平衡社会目标的需要。但其它问题可以得到矫正。美国法院的拖延情况，可以通过增加两倍法官数量来缓解。相比政府的总体成本，法官的成本还算便宜的，专利审查员也是如此。精简行政法、简化上诉程序或建立强制仲裁机制的代价应不会太高，而经济效益却无法估量。 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政策内容，还要关注政策过程——政府机制中细小但不断的冲突会压抑创新，还会威胁到物理学也无法打破的摩尔定律。 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 作者：艾里•诺姆(Eli Noam) 2006年1月23日 星期一 译者/李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