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即将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转变为以内需为基础的增长。正因为此，自去年以来，一系列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但目前一些迹象表明，要使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收到预期效果，有必要总结和汲取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次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
1990年代中后期，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后来又对利息征收所得税，以图推动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当年的具体政策除降低利率外，主要包括：第一，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公务员加薪。由于社会中反弹较大，增加幅度不得不大打折扣；第三，实施教育、医疗、住房制度三项改革。从当时设想看，这三项改革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即一方面可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就短期看，这些政策措施对刺激消费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从更长远看，这些政策措施从整体上收效甚微，在此后若干年中，最终消费率进一步降低。不仅如此，其中一些政策措施还导致了一系列弊端：政府直接投资，导致效益低下，甚至腐败丛生，有的建设项目几乎血本无归。在“三项改革”中，虽然住房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获得了自己拥有的住房，但随之而来的房地产热几乎吸干了城市居民仅有的消费潜能，出现了“一业繁荣百业衰”的局面。以产业化为取向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居民即时支出，更重要的是严重恶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结果显而易见：人们更不敢花钱消费，内需更加疲软。
这说明，对于内需问题，为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指导思想以及解决方式，不但不能真正解决我国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问题，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新一轮启动内需政策实施之际，有必要在汲取以前经验教训基础上，调整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政策。其中很重要的是：需要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最早由一位叫冯政廉的先生提出来。他说，满足内需要比扩大内需的提法更为准确。尽管并非一定在正式提法上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改为以满足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来扩大内需。
这样的方式是与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相一致的。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脱离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措施，也可以扩大内需，但那样的扩大内需往往不仅没有意义，甚至有害。从这里还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刺激消费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系。
有人担心，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否会与扩大内需相矛盾？甚至是否会由此带来通货紧缩？实际上这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究竟扩大的是什么内需，扩大内需是否建立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如果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前提，就可以说，建设节约型社会与扩大内需并不矛盾。
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还需要谨慎对待银行中看起来数量巨大的储蓄。人们在讨论我国内需不足时，往往将疲软的内需与银行中数量庞大的储蓄数字相对比，并顺理成章地将扩大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如何使老百姓将这些存款用于消费。对于这样的刺激消费思路，需要特别谨慎。此外，还应当谨慎对待以涨价方式拉动内需。多少年来，一说到刺激消费，就是想让人们掏腰包。而掏腰包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涨价。最近一系列的迹象表明，资源价格的改革将会大规模展开，有人将其称之为“第二轮价格改革”，甚至称为“闯关”。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是进行资源价格改革的好时机。与此同时，以去福利化为目标的诸如福利供暖等体制改革也在一些城市展开。资源价格改革对于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当然是必要的，对于扩大内需也不无好处。但对此必需有两点清醒认识。第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去福利化改革，将恶化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强化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畸形储蓄倾向。近年来，汽油、天然气等价格一路飙升，而我们知道，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飙升只是物价全面上升的前奏。福利化采暖制度的改革，无疑也会增加居民的支出。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未来的不确定感将会进一步增加，人们应对的办法只能是更多地存钱；第二，目前在我国，资源的生产和经营，大多处在垄断行业。如果只有价格的改革而不触动垄断体制，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强化垄断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从而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到头来会使社会财富流向少数垄断部门，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真正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需要放弃原来那种“掏腰包式”的扩大内需方式，转而实行一种以“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的模式。
实行这种模式至少可以突出如下几个因素：
一是促进就业，增加社会中有固定收入人口。需要扭转长期以来重视GDP增长而忽视就业问题的倾向，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二是规范劳资关系，增加劳动者收入。目前我国城市劳动者全部劳务收入只有政府财政收入的1／2乃至1／3强。即使加上农民收入，也只比政府财政收入多一点。因此，增加劳动者收入，是改善内需的根本之所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形成稳定预期，从而敢于消费的根本保证；四是适当减税，增加居民收入。目前我国税收增加过快，税负远超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取消农业税和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走向以减税刺激消费的第一步。但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尤其是应当控制税收的增长速度，推迟或取消以增加税收为目标的税收改革。
扩大内需的根本在富民。尽管通过这些措施来扩大内需将比较缓慢，但这种内需的扩大将会是根本性的，有实质性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