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最近所做有关中国收入问题的课题研究表明，有两个大的方面问题造成目前我国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一是由一系列传统体制所造成的，比如旧体制中产权分配不均带来的资源占有的苦乐不均，比如为国有企业设置的产权制度等体制弊端，也包括大量依靠权力分配的资源占有者没有为产权资源付费，以及计划经济的后遗症等等。
除此之外，樊纲特别强调了发展因素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他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经有2至2.5亿的农民被转移到非农产业中来，但还要看到，仍然还有同样多的农民未被转移，如果再创造2至2.5亿的就业，还会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为此樊纲说，要充分认识改革和发展的艰巨性：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社会情绪也会越来越大，同时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怎样做，把握好怎样的时机和分寸却非常难。他警告：拉美国家之所以掉进了现代化陷阱，就是过早地采取了发达国家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一些制度政策，造成了通胀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财政负担过度等等问题，使得经济停滞和创造就业的过程停滞。为此樊纲提出，今后中国政府必须非常重视公共政策的建立，提出和采取长远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公共政策来避免拉美陷阱。
在由“2006首都经济学家新春联谊暨宏观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论坛”上，首都经济学界近200位老中青经济学家济济一堂，纵论改革，共度新春。著名学者于光远、杜润生、高尚全、何伟、萧灼基、晓亮、赵人伟、戴园晨、曹凤岐，中青年学者樊纲、陈淮、卢中原、刘纪鹏、周天勇、陈永杰等出席了联谊会和论坛，其中很多人做了精彩的演讲。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黄文夫及首都多家媒体编辑、记者也出席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