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写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整个结构与答案我先用脑子想出来，以几何证之只用了一个晚上。后来赫舒拉发说我的理论应该可用微积分证出，找数学书翻阅，再证出来。后来又用另一套几何曲线再证。心底里有点不服气，既然脑子可以想出来，何必用数学证来证去，多此一举？跟着一九六九写成今天还受到重视的《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理论》，想得通透，整篇写好了初稿，手痒起来，要学人家加些方程式进去，于是自己发明。华大同事E.Silberberg见到，说：“这样难看的方程式，你从哪里找来的？”我问：“数学对吗？”他答：“对是对，但那么难看，见不得人。”我说：“是我自己发明的，你不妨替我改进。”他改了，美观得多，但细想后我还是用自己难看的，因为要保存自己的发明。一九七二写好了《蜜蜂的神话》，为了解释方便用了一幅几何图表。科斯说：“这样漂亮的文章，为什么你要用几何污染它？”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为科斯的荣休而作，半个符号也不敢用。后来杨小凯把该文翻成数学发表，竟然批评我不懂得用数。思想是我的，半点也没有想错，小凯的数学证来证去只证明我对，就想不出理由自己要用数学了！
有些人——百年一见——像阿罗，数学经济神乎其技，在我面前表演过，天才无疑问。我认为阿罗值得拿第二个诺贝尔奖。但如果把一个经济难题放在面前，想斗想，他不一定想得比我快，或比我深入。有些人，像V.Smith，曾经对我说没有方程式不能想，拿得诺奖是他的本领，替他高兴，但我自己推理时是不用方程式的。
毫无疑问，思想的方法因人而别，达者为师，很难说哪种方法比较优胜。七十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供应需求变化复杂，弹性系数记不起多少个，很适宜用方程式处理。但我就是不用，单凭文字思想一个周末完稿。后来一位同事用数学证来证去，找不出错处。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H.Johnson说我是发展经济理论的希望，但要多学数。一位数学教授跟着自荐，要教我数，细想后没有学。当时决定了走实证研究的路，理论愈简单愈好，用不着数。后来我把用得着的经济理论简化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把所有局限作为价格处理，变化万千，困难是局限变化的考查。到了西雅图华大，同事巴赛尔(Y.Barzel)更不鼓励我学数。他认为要用数我可以发明，而以方程式思考不可能想得像我那样生动过瘾，变化自如。
经济研究，思考方法不同要用不同的工具，而研究目的有别，理论的掌握有不同的重点。有时同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或用上不同的工具，分析会不同，但大家处理得对，结论应该一样。科学逻辑使然也。科斯喜欢从成本入手，我永远是需求定律，结论若有分歧，一般是因为大家的假设不同。
搞理论经济是怎样入手的？我不是专家，你要去问阿罗，或问森穆逊。福利经济呢？我劝你不要搞。不可能有客观结论的经济分析，无聊玩意而已。搞实证经济——经济解释——回报率最高，也用不着天才，但要在真实世界到处跑。实证经济我是专家，告诉你怎样入手，怎样发展下去吧。
搞实证经济的第一步，是要找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或例子。一定要是实例，虽然在推理时想象的例子可以用。这入手的实例要有趣味，要奇异，要没有人成功地解释过。实例是否重要不要管，因为开头看似不重要的，最后推出的理论假说可能有重要的一般含意。
奇异与有趣重要，因为推出新意比较容易，而完工后的文章有吸引力。困难是研究的人对选出来的实例要知得很多，有关的其它行为或现象也要跟进。对实例一知半解，容易误导，解释的假说跟着错。昔日M.Burnstein解释全线逼销，G.J.Stigler解释电影套售，L.Telser解释零售限价，皆有趣而又奇异的上佳实例，可惜这些大师调查得不够详尽，忽略了实例的一些重要细节，分析于是出错。然而，错归错，他们的思维对我有启发，我是感激的。这样看吧，搞纯理论，弄错了拿零分，见笑天下，但搞验证或解释，大错特错也有机会获五十分。
曾经说过，最愚蠢的学者，是那些试图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如此类推，发生过的事我们不容易看得准，看错了重要的细节，受到误导，推理出错，与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只是远近之分。这解释了为什么我那样执着，坚持对世事的调查要彻底，亲自跑到街头卖桔、卖玉。可以说，凡是动笔分析的现象，我的所知一定达到专家水平，往往比行内的人知得还要多。
是非常头痛的学问。现象或行为的重要细节稍有差池，为之解释而推出来的理论假说可以因为一小点误导而铸成大错。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从来不用访问或民意调查那类资料，而当我深入调查某行业时，口述提供的资料我要再三地从其它渠道审核才相信。七十年代后期研究石油工业，获得的关于石油的质量与价格的资料绝对是顶级、可靠，但以这些作统计的回归分析，我对这技巧抱怀疑，要从其它角度再考证。政府或机构提供的数据，是怎样搜集而获得的，我必定查根问底，他们不从实解释我会把数据丢进废纸箱。人的生命短暂，中计几次就日暮黄昏。
曾经提及，一九六九年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任职，之间的暑期空出两个月回港度假，看看母亲。当时已经发表了今天被誉为是应用价格理论的经典之作的《佃农理论》，又在芝大的经济研究院教过理论，怎样打折扣也算是个经济学专家，应该有本领解释一般的市场现象。然而，当时在香港观察到的，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释。我想：物理学家不会这样尴尬吧。结论只有两个。其一是经济理论根本不管用，若如是，我要另谋高就了。其二是经济理论其实可作解释，只是经济学者对世事知得不多，理论太复杂，是以为难。若如是，我要多到街头巷尾跑，不断地把理论简化。
后来在街头巷尾的真实世界跑了三十多年，把经济理论简化得只剩需求定律与局限变化，解释现象得心应手，引以为傲。这发展过程不幸地惹来非议。不少人说我放弃了学术，到处跑街赚钱，或说我的数学不成，没有学报发表我的文章。皆胡说八道。
1月24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