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大伟曾经是美国特工，如今是辉瑞制药有限公司(Pfizer Inc.)中国地区打击假药的负责人。可惜他并没有得到天津监管机构的回复，因此决定自己继续调查。后来他终于联系到了这个人，订购了多达2万片假冒的万艾可药片。
贝大伟就这个案子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并联络了一位曾和他共事多年、身在北京的中国公安系统高官。就这样，在贝大伟最初联络警方整整一年后，中国警方终于在去年8月和9月进行了几次大型突击行动，逮捕了12个人，并缴获了近50万片假药。
这个故事展现了辉瑞等跨国公司在维权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辉瑞需要应对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假药。这些日渐泛滥的假药不但侵吞了公司在中国这个不断扩大的消费者市场上的销售额，近来还在流入了美国等主要市场。
辉瑞能否成功地遏制住假药泛滥势头，取决于能否处理好与北京的微妙关系，能否恰好触动当局采取行动而不至于让他们觉得被架空了。辉瑞万艾可药片的基本专利已被中国法庭驳回，不过因为辉瑞仍在上诉所以专利依然有效。辉瑞负责公司全球业务安全的副总裁约翰•泰里奥(John Theriault)表示，虽然中国警方有时会提供帮助，但公司也常常撞上当局对假冒行为“策略性默许”这堵高墙。
中国的监管机构驳斥了这类批评。中国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称，“假药无异于谋杀”，他列举了中国几起因服用假药而死的案例。
参与天津万艾可搜捕案的一名中国警官表示，当地警方从一开始就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经济犯罪侦查局官员王志广表示，“我去过天津，我们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案子。”
假药并非只与发展中国家相关，近年来已演变成为制药行业的心头大患。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估计，全球每年6%-10%的药物是假药，总计高达350亿美元。
假药也逐步流入美国市场，威胁到这个全球最大的药品市场的销售额和消费者信心。2003年，辉瑞在哥斯达黎加生产的降胆固醇药物立普妥(Lipitor)在美国店铺中发现了假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报告显示，2004年该局共调查了58起假药案，大大高于1998年的4起。报告称，这些案件涉及“几十万的剂量单位”。
十年前，大部分假药还都是非专业人员在地下实验室中炮制的劣质药片。如今，一些设备先进的制假者能生产出接近完美的药品，里面的活性成分和真药是一样的。制假者也像专业人士一样管理自己的供应链和分销网络。
不过，世界任何地方的制假者都不如中国制假者那样老练。在中国，从电脑到轿车各种各样假冒商品屡见不鲜。美国电影刚刚上映，中国的大街小巷上就摆出了盗版碟，去年年底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就是一例。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Corp.)谴责中国奇瑞汽车(Chery Automobile Co.)剽窃设计信息，生产的车辆根本就是通用汽车Spark的翻版，美国政府对这种指控公开表示支持。这项争议去年11月份达成庭外和解，具体细节没有公布。
去年，中国十多名婴儿服用了几乎不含任何营养成分的伪劣奶粉，最终因营养极度缺乏而相继死亡，他们的母亲对奶粉的情况毫不知情。中国各大电视台播出了生病和死亡婴儿的画面。这个事件促使中国副总理吴仪承诺从重处罚制假行为，并启动了打击假冒产品的“山鹰行动”。“山鹰行动”开展一年后于去年11月结束，共计逮捕419名嫌犯，缴获超过人民币1亿元（合1,000万美元左右）的假冒产品，从汽车配件、化妆品，到药物，简直是琳琅满目。
辉瑞公司开始反侵权到现在还不足十年，工作重点已经很快转到中国。1996年，辉瑞公司请来泰里奥这位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高级官员负责公司的全球企业安全。起初泰里奥只在纽约和伦敦有10个人，后来就开始在亚洲各地设置办事处，包括香港、北京、上海、首尔和曼谷。如今企业安全部门已有40多名员工，还有许多兼职顾问遍布全球。
辉瑞公司说，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不过公司管理人士也承认因为缺乏可靠的数据，他们并不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去年，中国共缴获170万片假冒万艾可、100万片立普妥以及50万片络活喜(Norvasc)。但据辉瑞管理人士透露，这两年在中国共查获的82起假冒辉瑞药品案件中，51起案件的线索都是由辉瑞公司提供的。
辉瑞公司表示，贝大伟发起的天津案件就是其一。
当时，贝大伟正在寻找一个自称“王代军”的人。2004年他寄出的包裹被欧洲海关截获。贝大伟和一位中国同事拨打了包裹上的电话号码，他们认为接听者就是王代军。不过当谈话进行到一半时，对方起了疑心并挂断了电话，之后就再也无人接听。线索似乎中断了。贝大伟也曾开车去天津寻找包裹上注明的回信地址。他说，结果发现这些都是假的。
于是，2004年的9月，贝大伟向中国警方报案，希望警方可以动用自己的权力，通过查找电话纪录挖出线索。
天津公安局的警官们承认贝大伟提供了破案信息，不过却表示关于某男子“化名王代军通过邮政系统向海外出售假冒药品”的线索是他们自己找到的。在一份声明中，公安局又补充说他们采用了贝大伟提供的线索追查罪犯。
贝大伟说他连续几个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贝大伟于是联系了辉瑞公司在中国的几十名线人和私人调查者。他们通过互联网上的假药销售广告找到了一名贩售万艾可的天津人，他的名字就是王代军，和被截获包裹上的名字一样。调查人员从他手中买了一些，贝大伟说，这些药品经辉瑞公司在大连的实验室检测，证明都是假冒的。
于是，调查小组提出购买2万片万艾可，并要求在天津一家酒店中当面缴获，他同意了。那天下午，一位调查人员假扮成买主，贝大伟坐在大堂咖啡店里观察，而其他人分散在大堂各处守候。
短暂交谈后，这个男子对假扮的买主说要出去取货，并约定在买主的酒店房间里见面。贝大伟说，他回来时拎著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药品。现金结帐后，双方各自离开了酒店。
这时，贝大伟给经济犯罪侦查局的高峰打了个电话。两人在90年代末相识，当时贝大伟是美国大使馆驻京的海关专员。两人说，他们的友谊是因贝大伟帮助引渡一名逃至底特律避难的中国人而建立起来的。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带著家人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他们的儿子也常在一起打棒球或网球。贝大伟有时会戴上高峰赠送的、印有中国公安部标志的领带夹，而高峰则称贝大伟是“老朋友”。
贝大伟说打过这个电话后，几乎6个月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到了这个时候，是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决定一切。这成了他们的案子。”8月末的一天，辉瑞公司接到了公安部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们破案在即。
很快，中国政府就宣布查获假冒药品440,000片，价值约430万美元，并抓获了李文辉等12名犯罪嫌疑人。警方表示，李文辉就是那个化名“王代军”的人。
经审查发现，2002年2月，李文辉曾在辉瑞公司和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一次联合调查行动中于纽约被捕。在美服刑一年半后，李文辉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
与此同时，辉瑞也正在中国法庭上捍卫其最重要的专利权。去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局(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推翻了辉瑞公司2001年获得的万艾可专利。知识产权局支持了12家中国药厂的主张，认为辉瑞公司没能达到某些技术要求。
9月辉瑞上诉，这场备受瞩目的官司可能于近日判决。
这种法律上的模糊状态已经影响了辉瑞对假冒药品的打击。有知情人透露，由于有仿冒者声称假冒万艾可已经不再违法，中国知识产权局宣布上诉裁定前辉瑞公司的专利仍然有效。
香港时间2006年01月24日15:37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