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的关键词之一，对经济学家而言，大约是悬置（又译悬搁）。斯多葛学者们劝告追求幸福的人，为了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要悬置一切意见。彻底的悬置只是一种态度，因为它拒绝有立场——任何立场都需要被悬置。笛卡儿先是“怀疑一切”，也就是悬置了一切意见。其后，他竟然推导出“我思，故我在”。这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立场，故而与他一开始的悬置态度相冲突。这种不彻底的悬置，在三个世纪以后，受到了胡塞尔的批评。
问题是，把一切意见或看法都加以悬置，然后呢？黑尔德（Klaus Held）在最近发表的著作《世界现象学》里给出了一种对胡塞尔晚年意向的解释，是政治学的。恰好，最近几年，国内的哲学家们对政治领域的事情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把黑尔德作为政治现象学家，于2004年10初，请到北京大学讲学。
悬置的目的，本来是要达到一种综观——把对话中的各方见解综合成为自己最完整的理解，包括对幸福的理解。所以，回到前苏格拉底西方思想传统，就叫“对话的逻各斯”或“分享的逻各斯”。不过经济学家明白，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必须诉诸许多具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经济学里叫作资源，它们是稀缺的，故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为获取更多资源进行竞争。
凡竞争，一定是为着某些特定利益的。恰好是“利益”这个语词，构成我的讨论的第二个关键词。它源自拉丁文，在演化为英文“interests”之前，泛指人类的各种兴趣——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据赫希曼考证，自15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生长起，这个语词的含义就开始变得狭隘起来，现在，它特指物质上的利益，并特指借贷而生的利息。
也就是说，利益是追求幸福的手段。我们每个人，为追求幸福，就日益深陷于利益纠缠中难以自拔。可是，这恰好与斯多葛学者们的告诫相悖。我们舍不得悬置“利益”，所以宁肯放弃“综观”，遵从狭隘的“意见”。我们全体都如此努力，就把世界拖到胡塞尔所谓的“危机”当中——世界被切割为许多碎片，相互敌对、竞争、固执己见。
日常生活及其利益纠缠把人们的注意力局限在我们各自所在的局部世界里。我们习惯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因此称之为“日常生活”，而非“反常生活”。为了能够跳出这一观念的巢臼，康德指出，我们需要开发一种他称之为“反思判断力”的能力——从其他人所在的局部世界里，对我们自己所做的判断加以反思的能力。借了这种扩展的理性能力，我们就可以超越一己之局限，形成某种“综观”。按照黑尔德的阐释，为这种超越提供了思想线索的，是所谓“指引关系”。这些指引关系从我们所处的局部出发，总是指向其他的局部。凡指引关系从自身指向自身以外的局部，叫“境域”——这是我这篇随笔里出现的第三个关键词。
世界是由全体境域的指引关系构成的网。每一追求自身幸福的个人，从自己所在的境域被指引关系带到其他境域里，从那里再被指引关系带到另一些境域里……如此这般，如同建构了人生的“映射”，只不过，这一映射没有“不动点”——因为，根据假设，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境域，其指引关系反指自身。仿照伯劳维尔定理的证明方法，我可以宣称：如果世界及其人生映射是连续的，那么，世界一定是开放的。因为，若非如此，那么，世界可以被“有限覆盖”，于是存在至少一个境域，由它发出的指引关系指向它自身，从而与“境域”的定义相冲突。
世界的开放性，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事前就决定我们世界的历史，不论我们拥有多少智慧、理性和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会被一些指引关系带到对任何丰富人生而言依然新鲜的境域里，以致在这些境域里，生活总可以被我们称为是“创造性的”。按照许多智者的理解，充满着并且保持着创造精神的生活是幸福的。
对一切意见加以悬置，意味着倾听各种见解，意味着每一种见解都有权利发出声音，意味着每一见解由以发出的境域都欲求在它的指引关系所揭示的方向上超越它自身。全体生命的冲动就这样编织出它自己的世界历史。当各种声音都试图表达自己所传达的见解时，我们称之为“话语政治”。当各种见解都试图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时，我们称之为“政治”。任何经济资源的配置，只要是基于政治规则的，我们就称之为“政治经济”。在资源稀缺并且利益冲突的世界里，政治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为了每一个人的幸福，它还是必须的。所以，黑尔德努力要建构政治世界的现象学。他把政治世界的发现归功于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介绍过这位杰出的女性思想家，就以这篇文章纪念她辞世30周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