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6年会将于2006年2月11日在北京举行，年会主题为“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挑战”。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持本次论坛。
刘鹤：50人论坛2006年年会现在开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们这个50人论坛的组织者，向到会的各位专家，各位理事会的论坛的成员，各位媒体的记者，各位特约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下面介绍嘉宾， 中国政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清原主任，中国华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古佳旺先生，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大卫先生，首席经济学家博尔先生，还有中信投资公司总经理普监先生，中国集装箱控股公司总裁张并华先生，中国成功金属集团公司总经理郭翠平女士，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戴玉庆先生，韩国SK电信公司中国区CEO刘宇先生，中国三集家洗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孙权先生，法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玉永先生，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风先生。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水先生，另外肖杰副省长不能来，特地请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戴国华先生代替，那么让我们大家一起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嘉宾的到来，再一次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对我们50人论坛事业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以及高度关注的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今天来的媒体，主要我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财经报中国改革报，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商报，南方日报，以及金融时报新京报，北京晨报，中央电视台一套，中央电视台二套，中央电视台四套，北京电视台一套，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媒体各位记者的到来表示欢迎。
我们下一项是向新加入的几位企业家理事办法证书，我们大家热烈的欢迎。今天非常荣幸参加我们企业家论坛的6位先生，其中有3位能够出席，有3位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到，第一位是三星实化集团的董事长单永先生，第二位新药集团董事长王玉所先生，他今天没有来，由董事局的秘书长翟小晴代领，第三位金德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翟刚先生，下面请三位到主席台来，我们给他们办法证书，大家以掌声表示欢迎。
我们非常高兴又有6位企业家能够参加我们这个论坛，没有来的还有一个卓越置业集团的董事长李华先生，伊利实业集团董事长潘刚先生，50人论坛成立以后，得到了企业家理事会的大力支持，我们在这里代表论坛的所有专家，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下面我们进行正式的议程。首先我们请企业家理事会的召集人，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先生致词大家欢迎。
以下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言：
吴敬琏：“50人论坛”的本届年会提出了十分有意义的主题，这就是“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特征与挑战”。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面临着崭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
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一个崭新的节吨，这是因为，经过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但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第一，从经济领域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家行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此相适应，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这种情况下，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2004年到2005年的争论集中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这两大主题上，在第一个主题的争论中，由于绝大多数参与者欧能够采取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不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采取随便“贴标签”“扣帽子”的办法，应当说在许多问题上逐渐取得了共识，即使在保留着较大分歧的问题上，至少也使问题的症结和学者们各自的观点，论据得到了明确和澄清，这就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至于后一个主题，虽然它较之前一个主题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但是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像前一主题那样，已经可以看到建设性的成果。大众对种种消极的现象广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强烈不满。学界人士对这些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读。这些都是十分正常的。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置疑，重新提出他们在十几连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指称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
改革开放25年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争论的经验表明，只要这种争论能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能够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真理总是愈辩愈明，能够得出有益于我国我们和人民的结论的。
除了这种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上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做法和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或者说某些口号是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即使是这样很尖锐的问题，和整体上否定改革，这种争论是有区别的，不要把它混为一谈，这后一种问题哪怕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品德，个人品德，提出的置疑和指责，在个人 的大是大非上都有明确的界限，这后一类问题，还是应当采取都应当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针对问题，实事求是的切磋和辩驳，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提高的目的。
但是后一方面的问题的讨论，我现在觉得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我看了一些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这个医疗改革的争论，开始是说看病难，看病贵，是不是意味着改革的失败引起的，后来就做了更加深入的讨论，我看了一些文章，我觉得这个讨论它本身有一点问题。它总的题目叫做怎么评价这个三医联动。就是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医药产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这个改革是对还是不对，是方向对有缺点，还是根本错的。我看了一些争论文章，得到的印象是：无论是认为医改因为以市场化为方向而失败，还是认为医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文章，似乎都存在一个过分笼统，或者全称否定地判定市场化是错误的，或者全称肯定地判定市场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笼统没有对问题做具体的分析，事实上，你看三个医的经济性质是不一样的，这个三医，每一大类它是公共产品，还是私用品性质，这是不一样的。你混而笼统去说，可以市场化还是不可以市场化，就没有办法做出这种判断，只能做一个，它就是对，理由没办法说清楚。它用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呢，没有办法找到，不指是三医每一个大类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大类里面，它的小类性质往往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医疗保障，医疗保障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以上的人，是一种情况，对低收入阶层是另外一种情况，总的来说，这个给出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政府应该提供的公用品，但是对不同的收入阶层，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去很笼统的去说，那么这个争论的各方，只能做一个总的判断，它就是好，或者它就是不好，只能这样，那么也无从来坚持自己的观点，来修正自己的不足。来逐渐使得观点接近起来。像这种例子，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一一列举。如果我们能够像这种三医联动的医疗改革，对它的成败得失要做出判断，
如果能够针对具体门类进行具体分析，譬如说一般性的医院类的医疗服务，这样的方针，或者说长化，是可的还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比较容易进行分析，如果这样做的话，即使不能形成共识，也能明确分歧的症结所在，从而为辩明是非创造前提。在我们改革开放开始时期，我记得8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曾经向我们介绍过他们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叫做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后来在我们自己的改革里面，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也有深切的体会。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进行这样一种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我们经济学家作为知识人，应该按照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对这些见解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独立的负责。我希望50人论坛的同仁们，大家秉持这种精神参加到当前的大讨论中去，和我们专业内外的人士共同切磋，取得学术上的进展。这样能够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我想我们50人论坛，和社会各界一样也要为这样一种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提供平台。
以下为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周林发言。
樊纲：谢谢，现在请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周林先生(上图左)发言。
周林：首先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我很赞成吴晓灵她的这个观点，关于法律建设，我们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这个问题，现在由于市场化趋向的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个问题我认为在中国，应该是现在已经比较突出了，将来会越来越突出，因为市场化趋向就是经济活跃程度大大增加，这样的话对规则的要求就更加迫切。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我提一点，因为今天咱们的题目是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挑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实际上我最近学习中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国务院的关于中国科技进步的发展纲要，我认为这是中央在现在这个时候，抓这样的问题，也是非常准的，而且是就这个领域来讲，他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也是当今发展的一个特征，同时也是有很强的挑战。
我们现在分析我们在经济当中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整体的国际创新竞争能力，实际上是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比方说，我们的汽车工业，我们满世界，现在在全世界，我们创记录的，有些城市一年卖几百万辆汽车，这个在国外都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车太堵的，但是汽车卖的销售量很大，但是我们汽车工业在里面受益有多大，相比较之下，本来我们的改革是牺牲公平提高效率。那么用市场换技术，现在我们是等于用各种资源来开放，希望换取，按照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亚洲四小龙，都是用市场换技术，日本和韩国，实际上是在政府扶持企业，走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比较成功的。包括台湾是比较成功的。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市场换技术的水平和能力是很低的，汽车工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一个讲的，我们汽车工业大概自主只有15％，我看10％都未必，我们基本上全组装，我们自己技术创新的能力，没有形成自己的梯队和团队，现在我们有很多其他的领域，很多领域都是没有的，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差的，形成非常强的挑战，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有的市场资源，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源，这个优势相应都会丧失，我们的技术没有获得，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可能成为人家垃圾场，可能被人家欺负因为我们无力还手，效率的提高也受到非常大的干扰。
这个事我们的市场换技术，或者叫做资源换技术，这个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策略，可不可能成功，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多研究，但是我们实践当中有很多企业，又非常成功。实践当中有很多企业做的非常好，我根据这个现状，我有个想法，咱们是经济学50人，还有一批企业家理事，今天樊纲总结的时候也谈到了，
咱们也进行了一些交流，进行的一些考察，我觉得发挥这个集团的优势，在国家制定自主创新策略，需要的政策方面，政策框架的设计，政策的研究，这个方面做一些配套政策相应的研究，我觉得我们这个条件非常好。如果很多企业，比方说，浙江也好，广东也好，上海也好，很多企业创新机制非常好，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强，但是经验得不到推广，没有人知道它，另外他也有一些问题和苦恼，各个地方的政策，做的一些优惠政策，也是自己当地做主的，也没有相互交流，这些需要的政策，实际上在企业具有自主创新能力，需要的政策，政策的框架，如何设计，如何建立，像东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向西部进行经验交流，推动更多的企业，进行这样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推动更多的企业家成长，我认为这个经济学50人这个论坛，因为企业家说了话，大部分听咱们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的水平比较高，听经济学家的观点比较多，但是如果从政策设计面，正确框架设计层面来解决企业自主创新的问题，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论坛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使企业家有了事干。能够发挥这个优势，做政策框架和政策的设计，配套的政策设计，有的时候张三说，我这个价格，李四说我这个法律，王五说我这个等等，咱们这儿最好的就是经济学家和领导都在这儿，大家有一个碰撞，有一个交流。同时企业的那些猫腻，大家也都有体会，也都知道企业那点事，这样我认为发挥的作用更加实际，对政策推动的设计和政策框架的设计更加实际。我认为这次中国科技大会，恐怕20、30年回来看这个科技大会，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对中国经济，从本质上强筋建骨意义非常重大。特别好的就是说老实话，国务院科技发展规划，和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一个比较重要的，和以前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特突出强调了自主创新的主体，把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我认为这个跟以前的提法有本质的不同，我认为对企业家的成长，经济学50人也可以做一些政策环境的探讨，我们中国缺乏优秀企业家。谢谢。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发言
樊纲：下面请汤敏发言，汤敏发言完了以后，由企业家理事会的成员发言还有嘉宾发言。
汤敏：我谈两点，第一点我觉得刚才吴敬琏老师的意见，我是非常支持的。从某种意义上我是想跟夏斌辩论一下，就是说像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不要低估他的影响。实际上它是市场化的趋向，实际上在各个领域里头，大家看，现在关于医疗改革的否定，教育改革的否定，国企改革的否定，股市改革的否定，等等，实际上大家有很多对这些，都有非常大的问题。而这些呢，看似好像是一些非技术上的辩论。但是要知道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这些在网上，在报刊舆论上，它对在第一线的官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对第一线的这种改革的设计，我觉得经济学家们，要做一些有礼有节的，把理论讲清楚。也不是在科学殿堂里面写一些完全以这种学术性的文章，包括这些向老百姓把改革的利弊讲清楚，我觉得也是经济学家非常重要的责任，比如说刚才好几个发言人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老百姓的期望值非常高，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但是老百姓的期望值非常高，我记得李建河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人均GDP2000多元人民币，我们现在低水平的公费医疗就是2000多，就是简单的做一个把全国人口按目前低水平的公费医疗，把它做到的话，把我们的军队全部解散，把我们的政府全部关门，学校全部关门，仅仅就是一个公费医疗就可以把我们的财政收入全部给用光了。现在对于民意的表达，对于民意的判断，现在是非常混乱的，中国因为我们没有这种选举制度，没有一个，刚才我们在底下聊，承诺多数的问题，现在在少数人诉说利益非常强烈，但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都表示出一种承诺的多数，这个在很多别的国家里头，是通过选举，在最终选举的时候，他们的承诺多数能够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网上的一些个别网民的一些意见，就往往变成是民意，或者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市场调查，打几百个电话，几千个电话，问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以这个作为民意，这个实际上给整个市场，特别是给我们政策制定者一个非常大的错觉，我们没有更好的表达的方式，这点我们不要低估这些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急迫的需要建立一套比较科学的民意的反应和民意调查的方式，不一定通过选举，起码来说一个比较严格的科学精心设计的民意调查，或者说这种市场调查，是可以部分的，起码来说比现在反应更多的，什么的老百姓的想象。而且这种民意本身，他是可以通过媒体，各方面影响的。所以经济学家在这里头，我觉得前一段时间，一些媒体说，经济学家们集体是失语，不是失语，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谈，在辩论，但是毕竟还是我们确实对这个不能忽视，目前的这种社会舆论，对目前改革的这种影响。甚至于干扰。第二点，我想就是说，换句话来说，确实是我们改革里头，也出现一些问题，也就是有些缺陷，现在辩论很多是把所有的设计好了，再改革，还是先改起来再不断的把它完善。现在好多人提出来，没有设计好的改革，还不如不改。这种话也是非常的似是而非，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蛊惑人心的，但是现在一个特点是，我们很多的借弱势群体的问题搭便车，现在很多问题，借社会上一些贫困的现象或者贫困的人群，在改革或者在目前碰到一些困难，那么以这个来说事，好像把全国整个形势说成都是这种情况，而借这个来搭便车，为了防止这种现象，一个从社会公正角度来说，第二个防止搭便车，使改革更顺利来说，我认为当务之急，赶紧对弱势群体，建立一套更严密的社会保护网，我前一段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雪中应该送哪些炭，目前几个当务之急的，农村的低保问题，我们经常到贫困农村去，看到每一个村子里头，确实有那些根本任何办法都没有了，只有采取福利低保的方式。
低保的问题，农村的合作医疗的问题，新型合作医疗的问题，农村加大贫困投入，加大福利的投入的问题。城市的这些，另外包括这些教育，农村包括贫困大学生的教育问题，等等，这些其实算起来，全部把它加起来，用不了多少钱，就是按照我们算，500亿左右，我们每年的新增的财政收入将近5000亿，拿出10分之1，到5分之1，可以基本稳定住，把这个层面稳定住，把城市的贫困人口，农村的贫困人口稳定住。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如果有当务之急的话，赶紧把城市农村的社会保障法建立起来。这样我们的改革还可以进一步的推动。谢谢。
张曙光：吴老师刚才提出很重要的问题，我确实完全同意，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明确一下，其实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趋势，谁也扭转不了，但是这个市场化的改革，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以至于法律文化在内的一个系统。而经济上的市场化，并不能保证你社会的民主和社会的和谐能够发展，中国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使得中国现在这个市场化能够进一步真正正确的发展下去，未来的关键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恐怕需要去很好的讨论。那么至于说，有些人要否定这个方向，我看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但是恐怕否定不了，我不想谈这个问题，我今天谈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刚才吴行长谈了关注法律的问题，江小涓谈了关于对外的问题，我就简单谈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咱们在这儿也有好多在政府部门可能消息都非常清楚的人，我谈什么呢，谈统一内外资所得税法的修改问题。非常具体，因为大家知道，人大四次会议要开了，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唱一些好的东西。那么关于修改税法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呢，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根据我自己听到的多方面的消息表明，看来这个希望，这个期盼可能落空。
因为这个事情我想，我们现在的税法，两个税法，内资企业的税法现在实施是1991年4月9号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个法律统一了所有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就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那么这个税法里面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的税率，30％地方所得税是3％，合计33％，但是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按15％征收，而且投资十年以上的企业大家知道有三减两免，这是现在实行的91年的税法，内资企业的税法，咱们是93年通过的94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令，那么统一的内资企业的所得税，那么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一律是33％，只是对不足三万元，以及三万元到10万元的企业，暂时分别按18％和27％的税率来征。我这个意思大家都清楚，中国现在实施的所得税法，是个什么呢，内资企业的税务重于外资企业，这个是谁都清楚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税法在咱们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投资环境不好，你税率高人家不来，那么优惠是应该的。但是中国已经走过来了将近30年了，改革开放了，入市有5年了，但是现在这个法律，到现在也改不掉。那么改不了的问题我觉得过去我们投资环境不好，现在环境改变了。过去我们是投资缺口，现在是资金富裕，一切条件都使得这个法律到了修改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不修改，我这里有五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高税率低利润，低利润不仅无法扩大投资和经营，而且他的市场价值也低，咱们现在购并，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是高税率的话，购并我们内资企业的价格低，我们损失就会大，实际上政府通过税收这个杠杆，把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内资企业的利润转移给外国企业，我觉得实质是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造成了内外经济的严重持衡，使得中国的经济处于高风险的运行状态。可以看到随着外资的进入，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中国现在连续10年的双顺差，到了2005年贸易顺差18亿美元，外汇8000多亿美元，现在的内外的经济运行的失衡的状态，我想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的运行，咱们想一想，中国经济受得了受不了，中国这么个大国，能不能靠这样一种状况来持续发展。我觉得恐怕是困难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现在的任何一个宏观调控的办法，都是不行的。第三个问题是环境的负担日益加大，咱们现在看外资进入以后，消耗的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咱们是个能源原材料短缺的国家，而且咱们的能源原材料是低价的，所以这个环境负担很大，但是外资进入以后，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恐怕给中国带来的福利的增加是很小的，刚才讲了50人论坛上，小敏做了一个估计，就是我们包括能源低价压低劳动成本，每年外商从中国拿出的收益一万个亿。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扭曲的政府行为，扭曲了我们的企业行为，政府行为咱们对外资是坐上宾，各个地方政府对外资另眼看待，好多企业就是曲线救国，搞一个外资的名目，这个问题是中国很严重的问题，问题现在就是说该改变了，但是现在看来遥遥无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是入市以后，本来应该改变，当时财政部不同意，出于税收的考虑不愿意修改，因为统一税负意味着减收，我觉得可以理解，咱们现在考虑，财政部通过了去年把它列入立法议程，但是商务部反对，于是去年结果没有通过，没有列入，那么商务部反对的理由就是说，对引资有影响。我觉得去年12月25号我就写文章，就批评商务部的问题，后来娄计委部长，45家外商投资企业，提出了配合商务部，提出来要给他的修改这些东西，要有10年到15年的宽限期，娄计委部长出来讲话，说统一税务的时间已经成熟了，外商要考虑自己在中国的风险，而且这是中国的内政。我又借机在宏观报告里面，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支持娄计委和财政部正确的立场。
但是这个事情最后关头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到了今年，我想去年没有解决，人们就期望把去年没有列入，今年应该列入，但是问题就在于今年还没有列入。为什么呢，财政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商务部还要反对，那么上边以意见不同意，最后搁置这个事情，我想任何一个法律，任何一个东西，都会有不同意见。如果这个样，咱们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应该继续改革开放，但是现在统一税负的问题，就是你坚持不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的问题的，为什么，他是市场基本规则的问题，我们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都不能前进，我想空喊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处，现在政府我去年写文章里面，明确的讲了，这是对政府的考验，现在看来政府并没有禁得起这个考验，这个答卷我觉得是不满意的，据我了解，有些咱们人大的代表，人大的常委，对政府今年不列入也不满意，但是觉得政府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那么无力回天，我觉得不见得，其实既然人大作为一个立法监督机构，应该有它的权力，所以我想人大现在还有四点可以采取的办法。我提出来，我只是一点希望，这个希望也很渺茫，但是我觉得可以考虑。
这四点，第一个人大可以敦促政府提出立法建议，如果有分歧可以讲不同意见同时上报，由人大裁决，第二个既然立法权在人大，政府没有提出立法建议，人大代表一般群众也可以有权提出立法建议人大也有权审议，第三个可以就此项立法议题进行听政，听取各方的意见，然后做出裁定，第四个可以就此项立法建议，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当然了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我也是说可以有这些途径而已，我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列入立法议程，可以尽早解决，这是关于中国继续开放的大事情，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也只是讲一讲。
以下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江小涓(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刘鹤：
感谢王健，非常精彩重要的发言，说了很多战略性的展望和思考。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回归，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进一步讨论，下面我们请江小涓研究员发言。小涓刚参加我们论坛，但是学界一直是非常著名的学者。
江小涓：
我很荣幸能够加入这个论坛，因为刚才樊纲讲的，我是49个，我是最后一个，因为这个论坛，我虽然原来没有作为成员，但是有积极的参与这个活动，咱们信息中心做的讲座我也去过。我非常抱歉，我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稿子，因为我还是挺认真的，从一个月前知道这个事，促使我开始想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因为这个开放的问题，我大概半年一直都想做，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动力把它开始，但是一周之前，我几乎知道今天是来不了，我已经告过假了，也是今天突然发生一点变化，吃饭的时候才知道能来，我非常临时的把我一些很基础的材料找了一些数字出来，讲几个观点，我想这样，刚才吴老师和王健正好分别讲了改革和发展的问题。
当前或者十一五时期，这两个大的领域都面临不少挑战和新的问题，我觉得对外开放领域是一样的。我就是想说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说中国对外开放在十一五期间要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大概这样，就是十一五期间，人均收入要过2000美元，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按照跨国投资理论来讲，就是进入了国际直接投资中间的四个阶段，进到第三阶段了。第三阶段的含义就是说对外投资要非常快速的增长，外资流入的速度要减缓，主要指FDR来说的，那他会使国家外资净的流入，FDR净的流入开始下降，我们讲一般有这么一个判断，我根据这几年中国开放中间一些大的数字，我最近这一个月算了一些数字，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出现的，这主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就是外资作为，我们作为外资FDR东道国的地位已经持续下降，无论从国内来讲，还是从全球作为东道主的地位来讲，第二作为对外投资国在十一五末期，大概会升到发展中国家的很靠前，第三位。作为投资母国的地位会快速的上升，他会带来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资金和搭载在资金上很多的要素，开始真正的双向流动。到底对中国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我也想不太明白，会出现一些很重要的变化，我把一些基本的情况跟大家报告一下，一个外商投资FDR占我们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从96年以后持续在降，91年到97年的时候，我们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是12.3，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是很高的。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这三类国家的平均水平。
所以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最重要的FDR的东道国，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04年我们这个比重已经从98年的最高点就是FDR占国内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3.3降到了8.2。也就是降下来了，它国际比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现发展中国家2004年平均吸收外资占本土资本10.8，我们是8.2，作为东道国的这种位置，在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我们如果讲看大国来比的话，我定义了一个大国就是5000万人口以上的。因为大国之间比较有意义，很多小国它比重高，它一个项目就上去了，外资占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发展中16个大国，平均97年的时候16个发展中大国是6.1，我们是14.8，我们是最高的，但是到04年的时候，在16个大国之间，我们是8.2，已经低于16个大国的平均水平，在国内固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9个国家比我们高，排在我们前面有巴西，俄罗斯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也有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的话，会提到一个很特殊的因素，这两年对外资的讨论比较多，议论也比较多，意见也比较多。我算了另外两个数，这两个数都不是外资管理中统计的，一个是统计局的，这个比重始终就比我们外资口统计的比重要低，但是它也在降，这个数据94年是17.1，04年是6.7，05年已经降到5.6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间，外资作为一个来源的比重，这个是很准的，再一个我们外汇局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间，它有一个外商投资额，这个从98年16.33，降到了6.1，不是一个不清楚的趋势，三条线划出来一个非常陡的，从98年以后，就是外资的比重降低了。相应这个降低，外资在中国产出中间的比重，这两年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大概零点几，这个数据，我觉得这个变化是挺重要的。
是一个内资外资竞争相对优势的一个判断，这是我们讲进入的情况，大概从发展中国家所有国家最高，已经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下。这是一个变化。十一五期间，2000美元这个坎，对投资非常有意义，会不会有一个很快速的海外投资的增长，这个判断得算，我在十五第一年在2000年的时候算过一个数用七个指标，2000年我算一下，十五末期，2005年中国海外投资达到什么规模，是国际比较的数据，本土国际资产总额，再一个出口额，如果出口大的话，跟着从出口转为投资是非常容易的，再一个GDP的总额，再一个人均GDP，这四项可以算得出来，当时我算了以后，我算了中国到2005年海外投资在70到90亿美元，当时是天方夜谭，因为2000年我们海外投资只有6.2亿美元，怎么可能变到70、80亿美元，我觉得这个算法有一点意义了，我又算了一次，还是根据这七个数字，比如固定资产资本形成总额，在我们这个收入段的发展中大国，然后我们把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作为一个假设，算出来以后再一算，就这么算出来的，算了七八个数据以后，大概算到十一五末期的话海外投资的量是很大的，我没有很确切的把握说这个数据，但是量是非常大的，可能比我想象的数据要大，中国大概到了这个阶段。两个合起来，进入的速度在放缓，海外投资集聚的增长，可能净流入遵循这个规律，到了FDR至少是调整缓解，至少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提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出现。这是海外投资，我们肯定到十一五末期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发展中的投资母国，这个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里面带来一个很的问题，我就点几个，一个FDR的减少，不等于外资的减少，这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企业到海外融资，一年百亿美金的规模还在增长，我们证券市场在吸收外资，它和FDR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外资总量还会增长，但是FDR这种比较安全，流动性比较弱，带来其他资源比较多的外资，那么它的下降和其他类型外资的增长，比如对经济的稳定，国际收支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这个要好好的研究它，它会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再一个收购兼并的投资，收购兼并的投资，最近国内我看，讨论挺多，而且讨论的挺有感情的这么一种讨论的办法，我的感觉，因为我们做投资，我觉得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东道国经济实力变化的体系，因为外商在哪些国家用这个绿地投资，就是新建方式的投资，在哪些国家用购并方式的投资，是发展阶段的一个体现，只有对那种国内没有什么好企业可以并购，而且新的投资会带来市场很确定的情况下，他才做新建的投资，说白一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基本绿地投资为主，发达国家之间是收购兼并的方式，第一新建投资市场非常的拥挤，新建以后挤市场非常不容易的，我收购一个现成的企业，第二有值得我购并的对象，你要是一个破企业，要技术没有技术，要客户没有客户，他不会购并这个企业的，这也是，我的体会，这个购并的方式增加，实际上是国内产业竞争力相当强以后的表现之一，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国际非常通行的方式，反正发达国家之间60％都是用并购投资的，我们去年海外投资54.7％是购并，我们企业出去是为了赚钱，他是一种衡量以后，经济行为的选择，当我们国家确实有一些特殊性，特别在国有企业在购并中间，有一些特殊的行为，这都是不太符合市场规则的一些行为，这也是一些新的问题，面对一些购并投资。
另外外资进来以后，这两年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外国企业的影响在增长，但是资金不发生变化。你比如购并，并购很典型的，我们国内已经有了这样的案例，现在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再收购一家企业，但是他是通过国内市场上的融资来完成的。产权发生的变化，没有资金的跨界限，这种并购和以往是不非常不一样的，他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个案子在发达国家是很突出的，就是说，产权在发生着国别间的转移了，但是我是在东道国市场上去完成这个收购兼并过程的，并不伴随有资金的跨界限，很大一个并购项目，股权就变了，变到一个外资企业，但是没有资金的流动，他可以脱节，那就会带来什么变化，还有我们现在很多服务业吸收外资，外资量很小，我看过一个企业，9.6万奥元的投资，吸收了600个就业岗位。以前我们想象中间，只要外资进来了，产权变了，资金进来了，就业发生了，这种关系都在发生很模糊的一些变化，你将来怎么评价，就想怎么评价，我们有很多评价外资的好坏的指标，现在好像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吸引外资要引进技术，过去多年我们吸引外资，引了很多技术，但是我们还在批评，引不进来核心的技术。现在变了，这种方式叫不叫利用国外技术，我想还是叫利用国外技术，但是和以前的方式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们有些行业中间，都是原来做贴牌的企业，上海有个金明机床，去年和今年两次为海外做贴牌的母公司给收购了，这叫不叫继续引进技术，但是它和引进外资没有关系。再一个现在老讲说，内子已经很充分了，压力很大了，不要再利用外资了，我想这个观点你细想还是有要推敲的地方，实际上跨国投资最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美国资金最多，美国是发展国家最大东道过，他不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讲，国内是不是有资金，和该不该利用外资这是两个问题，两个不完全是一个等价的东西。当然这两年外资，我看04年的数据，发达国家吸收了大部分FDR占到70％，他和本土资金缺乏无关，他一定是外资中间搭载其他很多的东西。我就说，现在十一五期间对外开放会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能还是要继续保持一种谦虚开放吸收学习的这样一个精神状态，20多年，这个开放为中国带来的益处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全球化再深化，无非全球化提供的各种机会重组，各个片断上要素变得更多，可能这种开放吸收，学习提高基本的态度我们还是不能够变化的。另外监管更困难，这个我不细讲了。这个对监管对当局带来非常大的新的课题。外资问题讨论的很多，批评的意见也很多，但是现实实际上都变了，十年之前的理由还在一批评现在的问题，针对性有点不够强了。刚才吴老师讲了，在改革中间有很多过于笼统的判断，没有具体的分析，我觉得在对外开放中间也有这样的问题，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更细致具体的分析，吴老师要讲持之有据然后才能言之有理。谢谢。
以下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发言。
王健：
刚才吴老师讲的主要是对过去20年的改革进行了反思，我们这个更多的是带有一些展望性质的，我觉得吴老师讲的非常好，我也是放开胆子也是讲一些想法，向吴老师学习。我觉得目前出现在这场关于改革取向的讨论，应该是迟早会出现的，中国的改革，虽然一开始小平同志提出来挂起来不争论，但是也有一些争论，但是它可能在改革当中的一些具体的设计方案方面争论比较多，根本性的大的争论我觉得好像是，可能会在今后出现的更多一点。因为中国的改革它的特点是从市场开始的，改革如果分层次的话，由底层的产权体制，中层的市场架构，和上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所构成的，中国的改革特点，就是从中层切入，我们先搞市场，然后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到的产权制度的改革，那么到现在为止，就是90年代中期刚开始我们是抓大放小，到现在我认为，进入到放大的时候，比如我们银行开始股份化，去年我看到一个讲话，我们卖了一千多亿，国有企业出售几十个，将近100个大型企业进行的股权制的改造，从抓大放小，进入到放大的阶段，把竞争性领域里面的大型国企推向市场，产权制度的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所以中国的改革我认为从目前来说，它的形态就市场体系和底层的产权制度，它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按照下一步改革来说，就是没有被触动很少被触动的就是上层架构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触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就带有根本性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场大讨论这一场激烈的争论，实际上不仅是学者的事，更是当权者的事，能不能够下面进一步推动这个改革，我觉得这个是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另一个呢，就是在传统体制下面，我们是不存在需求约束问题的，过去通过行政手段，抑制住了消费，但是投资始终是在膨胀的，在传统体制下，改革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到转轨状态，转轨状态这个国有企业不讲积累，消费又成了一个需求的主导方面，所以呢，在传统经济和转轨过程当中，都不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到目前，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的很清楚。这正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现象，这可能也是在争论当中会出现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对目前这种情况，我们是倒退回原来的平均主义呢，我们还是坚持市场化的取向呢，消除社会不公的问题，也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选择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能用这个办法的，现在市场经济，他们的主要是在国家的层面上，通过财政的再分配手段，建立了现代的转移支付体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面临的就是说，当我们分配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初次分配关系微观分配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宏观的财政的转移支付，这个构建的速度太慢，必然会出现一个改革之间的步骤不配套，有快有慢，然后具体到经济运行上有表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推动的，那么过去我们通过改革是成功的释放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当中束缚的生产力，这个应该说是从供给方面讲的，我觉得目前这个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了。我们成功的释放了农业生产当中的潜力，释放了工业生产当中的潜力，虽然说还没有完全释放完毕，但是应该说从体制上要做的事已经做了，未来越来越大的事情，是怎么创造需求，使中国的需求增长，能够和我们的供给增长能够同步，这个也是集中到了宏观管理方面的新的改革的要求，也不断的在提出来，我不知道我概括的对不对，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改革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做一个判断，我们就可以说，改革的重点将会从市场体系的底层和中层转向上层，将从微观为主转为宏观为主，将会从供给为主转向需求为主，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前面是就改革这方面而说的，就发展来说呢，我们现在新出现的变化，新阶段，所谓新阶段，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一个特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有一个发展的趋向，如果说是一个新阶段的话，那就是在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重化工业的取向，这个问题有争论的，特别吴老师是激烈的在批评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的取向，我们也不说它的在理论上应该是怎么去看待，但是客观上发生的这种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90年代初期的时候，工业当中轻重工业是各对半，但是去年重工业的比重已经差不多上到了70％了，这个在客观上说，中国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重工业大力增长的倾向，有了这么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轻工业是以农产品为主要加工原料的，重工业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加工原料的，所以进入到重工业的发展的主导倾向这样一个阶段呢，中国的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指向就从地表以上转到了地表以下，但是中国在地表以下资源的蕴藏，实际上是并不丰富的，再加上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小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显著，但是到现在我们经济体量这么大，去年是18.2万亿GDP的规模，靠国内的资源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就显得非常的紧迫了，紧张了。95年，我看是中国资源需求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年我们从贸易来看，是第一次出现了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在当年是29亿美元，但是到了04年已经增加到了767亿美元，而去年我估计，应该是过千亿美元了。它的贸易逆差，就是初级产品的贸易逆差去年应该过千亿了。从去年的进口看呢，总进口增长17.6％，但是初级产品进口增长26％，十五初期是18.8，去年是22.4，所以我觉得，十五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转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进入到了大量依靠国际资源才能够支撑的这样一个新时代。那么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在90年代特别是九五十五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的工业化的推进速度非常快，但是特别是在近几年，这种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过去的这个特征，直到十五当中也没有明显的改变。我们过去用战略用政策的导向的办法，在改革前30年，我们是建立了一个工业化的高墙阻挡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使工业化的速度远远高于城市化，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实行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政策，仍然是保持了这样一个特征，实际上在这些年，我们还是没能够，工业化人均GDP到了1500美元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实现城市化核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的这样一个境界，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按照非农人口计算，我们的城市人口的比重大概就是30％刚过一点，那么1500美元的时候，我们看到日本韩国还有我们的台湾省，他们的城市化率都是在75％以上，比我们目前的水平应该高出40个百分点差不多。这个情况应该说是迟早要被纠正的。我们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城市化补课的一个高峰时代，从现在来看，好像是十一五当中，好像没有这个趋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要搞新农村运动，会不会由新农村运动而城市化会受到一些，反正我总觉得，这两个之间，可能是有一些，是不是有此长彼消的问题，但是在十一五期间我们没有出现城市化补课这样一个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十一五不出现，十二五会不会出现，十三五会不会出现，反正迟早得出现，因为中国我们即使达到了5000美元GDP，甚至1万元GDP，但是有60％的农村人口，怎么说你也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这个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又会急遽增加我们对资源的这些新的需求，比如说食品，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别，到现在是3.3倍，但是食品的消费差距是4.3倍，那么人均的水的使用是11倍，还有其他的大量的资源，那差的就更多了。那么如果是大量的人口转移到城市，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当中对资源的需求又会被放大数倍，所以十五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么高，已经看到了如此巨大的压力，如果未来我们迎来了一个城市化的一个加快发展的时代，那么我们那个资源的压力，可能比现在又要上升几倍，所以这个我就说，我们现在就处在了一个什么呢，两难的选择。你不推动经济不推动城市化，不推动现代化不行，但是推动你又面对着巨大的资源的约束瓶颈，所以我说，我们面对未来的发展，我们别的事情可能都好说，别的事情我们都有办法解决，但是资源这个瓶颈能源和矿产品的瓶颈，我们如果突破的话有非常大的压力。现在也有一些人说，中国要向海外去找资源，如果谁妨碍我们要用国防力量来保证我们自己的海外利益的延伸，但是呢，我最近我是写了一篇文章，我在咱们网站上也放上去了，这篇文章算了五种主要资源，就是石油，煤炭，铁矿铜矿和铝，这五种资源世界的储藏量是多少，然后按照中国人均的世界的现在的工业化一般标准，中国达到这个标准，我们需要多少，那么算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铝以外，其他全部不够，全不够的概念是什么呢，你把世界资源全搬到中国来，中国达到这个标准，有的根本是没有那么多，有的就是搬来了，你大概可能是搬几十年就完了，世界资源被中国人几十年用完了这怎么行呢，而且世界我们现在是还有40亿，除了中国以外，还有40亿的发展中国家呢，还有印度还有东盟国家，还有非洲，还有拉美，把这些资源都拿到中国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你有那么强的军事实力，能够保证别人不妨碍你的海外力量，全拿来，还不够，还不是差的一星半点，还差的非常大，怎么办，这个工业化怎么搞得下去，另外还有一个，也常说到的，我们的环境问题，这个环境问题对我们的制约是非常大的，那么就像这些问题，就说明我们如果说采用现在的工业化国家所使用的技术路线，来建设我们的现代化，从这一点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不能够走这条路，如果走这条路的话，我们一个跟外部的摩擦会越来越剧烈，再一个激烈的冲突之后，仍然不能保证我们达到富裕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的工业的技术路线是一定要改变，前一段我还看了一些，读了一些中国的经济史我觉得挺有感触的，中国在明清时代没有走进资本主义，我们的萌芽最后被扼杀了，最后人家是船坚炮利，我们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我们是没有技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瓶颈，中国从一个很富裕的社会就越来越衰败，由于人口增加，农产品的增长跟不上去，结果出现的土地和粮价的急遽的上涨，然后出现明清400、500年土地的工商业利润向土地的回流，最后工商业发展不起来，所以在今天我们会不会重复我们历史上的命运，因为资源的瓶颈，没有技术的突破，我们就停下步子来，就上不去了就停在目前这个水平上，我觉得历史已经有教训，中国如果在未来能够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在于转变技术路线，就像胡总书记最近提的，我们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创一条新的路线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谢谢。
以下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发言：
主持人：
感谢段先生的发言，也非常感谢对我们研究提出的建议，下一个发言请我们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樊纲发言。
樊纲：简单向大家汇报一下，主要对我们50人成员，50人论坛的成员和理事会的成员，我们其他有些工作也已经分别向理事会，进行了汇报，财务方面的一些东西。第一个就是50人论坛又有了新的成员江小涓，从12月起正式成为50人论坛的成员。现在已经有49位。请江老师站起来，我们欢迎。50人论坛不见得就是50，少于50也可以，多于50也可以，有一个事提醒一下，包括新闻界的朋友提醒一下，另外还有一个50人论坛，现在这个中国金融基金搞了一个50人论坛，我也邀请，也是那个50人论坛的成员，但是我现在在想，怎么交涉交涉，他们是不是搞个60人论坛，或者40人论坛，不要跟咱们重，咱们媒体注意，有两个50人论坛，这个要适当的区分。
另外呢，就是刚才说了，有新加入的企业家理事，我们的企业家理事会是以50人论坛这个结构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企业家参与我们的活动同时给我们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卓越置业集团的董事长李玉，北京金德律师事务所的徐刚，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玉所，现在从12月份开始，正式成为企业家理事会的成员，在2005年我们进行了三次，在北京进行了三次的内部研讨会。根据专家建议，从2005年开始，我们后两次已经这么做了，这个也是多次专家一直建议的，每次开完这个内部研讨会之后，把一些主要的观点，特别获得共识的一些观点概括的写成一些报告，提供给有关的政策决策部门进行参考，以50人论坛的名义，做一个概括的报告，这个事从2005年已经开始做了，这个就是几次研讨会了，我们不多说了，一个是十一五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第二个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次16次关于扩大内需和稳定内需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从2005年开始，又在外地办了一些分会，第一次就是三联集团董事长是我们企业家理事会的成员，张基生先生的邀请，我们在青岛的天皇岛，办了中国经济50人天皇岛论坛，在一个风景条件都很好的一个地方，大家在那儿畅谈十五规划，当然这个十五规划起草当中面临一些特别大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都是讨论比较热烈的时候。
当然也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了，我们以前也是在西安杭州都开过，这次由于三联集团的大力支持，开的比较严谨，各方面的安排也比较到位，在此特别向三联集团的张总表示感谢。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论坛继续在办，桌上都有一个单，我们仍然基本坚持两个星期办一期，是一个公共对外包括对媒体包括对我们的学术研究部门，对我们的政策研讨部门都开放的这样的一个论坛，安排了18期，这个还是在社会上取得了很大的反响，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理事会，我们50人论坛的成员，把自己希望向学术界包括向媒体公布的一些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我们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通过这样一个公共论坛的渠道，对外来发布，也进一步引起各方面的研讨。
再下面是，我们9月份在美国和美国的华美协金会，共同召开了2005年中国企业家高峰会，我们邀请了一部分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我们企业家理事会成员的这些企业家一起，我们的专家去了四位到美国参加了这个研讨会。我们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有5位也参加了这次的论坛。这个是他们那边的希望和我们共同协作，定期的来搞，在美国搞或者在中国搞，怎么形成办会的机制，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这也是一种探索，通过这样一个方式，也更多的在国际上介绍我们的企业家，介绍我们的一些研究的成果。
另外呢，从2004年10月，这个应该说当时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开始办这个论坛的月报，把我们论坛成员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在长安论坛上发表的演讲，包括我们内部研讨会的摘要定期出版，作为内部刊物记录一下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共发表了7次，另外呢，这个论坛丛书一直在出了，已经开始出了，从2005年已经出了，我们出了4期，想法就是给我们每位成员能够出一本，至少在第一轮能够出一本，现在已经出了四期，蔡芳，郑兴利……，在论坛丛书里面有了自己的专著，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事情积极起来，大家都很忙，怎么能够把一本本书能够出下去，这也是我们来说我们研究成果的一个方式，另外在网站上，大家还是继续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上面我们列举了一下，收到了各方面的论文，有我们专家的论文，这个我们希望专家更努力一点，在百忙的工作当中关注一点，我们准备下一步做改进，是不是秘书处能够定期给大家发个邮件提醒一下，邀请一下，有的时候你要一点就传过来了，没想到可能很长时间也想不到。这个网站进行改版，访问的次数访问的人也是不断的增加。下一个就是我们06年的工作打算，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好4次研讨会，内部研讨会，内部研讨会是封闭的，是我们可以关起门来畅所欲言的，不是说避着媒体，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内部可以讨论的。这个还是我们要保持我们论坛的工作特点，第二就是准备在7、8月份再开第二届天皇岛的论坛，我们还在征集这方面的选题。另外今年也许会应企业家理事会成员的邀请到云南到内蒙，也许搞一些考察，或者搞一些座谈会，这个根据大家的时间情况，根据大家的工作安排，我们秘书处会提前跟大家联系。另外呢，刘鹤最近去欧洲访问也和一些国外的著名的机构，比如德国五贤人委员会也建立了一些联系，我们也准备进一步加强有关这方面的联系，法国还有一个40人，以前也联系过后来断掉了，跟我们的性质有点像，都是有个数的，这个五贤人准备跟我们建立比较深入的联系，进行一些交流。我们准备展开这方面的活动。然后继续办好长安论坛，继续办好12期论坛的月报，抓紧出版我们专家的论文集，另外论坛网站上我们的企业家理事会的专栏，也希望企业家理事会的成员给予配合，我们也通过这个渠道对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和企业进行更多的宣传。
大概就是这些想法，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5位学术委员进行沟通，我们争取把我们的论坛活动办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果，谢谢大家。
以下为论坛企业家理事会召集人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现场致辞：
段永基：
各位朋友各位领导首先我代表企业家理事会向各位专家学者领导拜年，祝大家新春愉快，狗年发达。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更是空前绝后的复杂而艰险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转轨，均无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更无成熟的理论做指导，我们必须在前进的过程中，经常反思，经常总结，对发展改革开放的形势做出研判，找到对发展的速度开放的节奏，改革的协调的感觉，真正做到一边摸石头一边过河，我们觉得，用50人论坛这种形式，这种组织来完成以上的任务，是非常恰当的。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企业界的成员，也从这里得到许多思想的营养，理论的指导，受益匪浅。所以我们衷心企盼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今后能够办得更好更成功。
有一点建议，能否加强研究的集中度，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并形成完成的政策建议，报送主管部门参考，比如说现在确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强调自主创新，能否以此为题在2006年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一下，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科技创新的投入体制，管理体系，成果推广，政策扶持等诸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教训各是什么，国外的比如美国，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又是什么，形成完整的政策建议，真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产生影响，产生效果，真正对中国各类企业的发展产生更强有力的指导作用，谢谢各位。
樊纲：非常高兴马建堂今天终于能够参加我们的会了，马建堂派到外面去当省长去了，所以好几次没有参加了，现在请马建堂发言。
马建堂：在青海工作两年，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非常有意思的会，我是一个不称职的，这一次参加也是很难得。在地方工作我想谈两个地区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发展权力，或者说发展机会的区域关系。最近中央搞了十一五的建议，然后国家发改委搞了十一五的规划。在这个建议和规划里头，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了四类次经济区，优先发展的区域，或者优先开发的区域，重点发展的区域或重点开发的区域，限制开发的区域，限制发展的区域，和禁止发展和禁止开发的区域。我想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还是对的。
我们要关注地区之间的资源承担的能力，对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头有一个什么问题，我感觉到考虑的不够，或者说只考虑到了第一步，没有考虑到第二步，就是对于限制发展的区域和禁止发展区域的权力的考虑问题。换句话来讲，我们限制它发展，或者禁止它发展，那就是限制了和禁止了它的发展的权力。按照我们过去看到的比较早的一个，恨不得把整个的，我在青藏高原工作，恨不得把那里全部限制开发，我想也挺好，关键有两个选择，第一你把人都给搬走，你把青藏高原的人至少迁到关中平原去，关中平原是重点开发的区域，要不你迁到沿海，和他配套的第二个政策你把人迁走，做不到这个选择的话，你就要给他补偿。你不让他这个地方搞开发，或者限制它搞开发，因为青海生态保护的问题，你能不能建立生态，我们这个地方不搞电解铝，也不搞钢了，我集中精力三江源生态保护，我为中下游做工作，但是你要给我补偿。我青海提供了长江25％的水源，提供了黄河45％的水源，提供了澜沧江15％的水源，这个得给我补充。
做不到第一条你把我人搬走，做不到第二条，你给我补充。我想提出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些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补充的机制问题。
尤其对青藏高原，确实应该保护，应该限制开发，但是这个补偿要跟上，中央建议，我在那边算干一个活，我们不断的改，发现了以后我们改一遍，不是现在四个机制吗，区域的市场机制，区域合作机制，区域的援助机制，区域的支援机制，全是救济我们的，但是我们要一个补偿机制，对不起，你不是慈善家，你喝了我清洁的水，呼吸了清洁的空气，掏钱。就是要这样一个经济补偿的机制。我想这是应该的，否则你把人搬走，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
刚才这个给我讲了，你青海的定位不要走传统的内地的发展模式，像西藏一样，我是赞同的，但是你得考虑，你中央得有说法。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资源利益的区域关系问题。刚才王健同志讲了很多我非常赞同，煤，汽，油，电，这个电指的离子能源，水电，青海号称是资源大省，但是我们感觉压力很大，这个资源利益中，现在谈到了一点纵向利益关系，一个是资源的生产企业为枢纽的下头是用户，上头是国家，现在国家开始越来越重视资源的纵向的利益关系的，煤也罢，汽也罢都要提价，提了价以后下游的用户撑不住就给补贴。如果是生产资源产品的企业的利润太高了，那你财政要收一点。这个纵向的关系开始考虑了。要资源的价格反应资源稀缺的程度，要反应资源的供求的状况，要反应资源环境的成本，但是有一个关系，横向关系，又是一个横向关系关注的不够，所以我在地方工作感受的不深，就是资源产地与资源消费地关系关心不够，这个关系光靠调价格是解决不了的，你就把一方气弄到100块钱，解决不了，或者说不能很好的解决资源消费产地和资源消费地的关系。要想解决这个关系，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两个选择，必须有一个。
第一个选择，你就要在资源地，你尽可能给它安排资源加工项目，有竞争能力，有市场的，因为你的资源价格太低啊，否则的话，你把很廉价的资源，然后它那个地方可以加工，也有市场，你非得拉到东部去，那肯定不行。如果你不这样做，还有第二个选择，就是提高资源税，你必须把资源税提起来，现在的资源税太低了，我还是举一个石油的例子，现在石油价格60多美元，5000多块钱，但是原有的资源税在青海15块到30块钱一吨，按30块钱算的话，这个资源税只有500分之3。比较好处理这个关系，就是把资源税提的比较高。在座这么多专家呼吁，抓紧把资源税提高起来，不提高处理不好这个区域关系，最后邀请大家今年的7、8月份到青藏高原去，7月1号青藏高原，青藏铁路通车，而且那个列车是增氧了，所以同志们要打破青藏高原的恐惧，而且最美的地方在青藏高原，这一次选最美的中国，最美的湖最美的草原，最美的山在青藏高原，所以7月份欢迎大家去。谢谢。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发言：
樊纲：下面是郑新立。
郑新立：我讲这个想对当前金融领域改革，提几个问题，这个题目本来应该像晓灵，像毅纲他们那样讲的，我想最近的三年，中央召开了三次会议，有几个事情，我觉得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是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两个理论创新，一个是提出混合所有的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势一个是建立现代产权制，这两个对我们的各项改革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二个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对于我们再分配领域，解决收入的调节，就业，社会保障这个也会采取措施，落实推进。再一个就是去年我们五中全会，提出自主创新和新农村建设，自主创新真是搞了，对我们产业升级转变增长方式会有推动作用，新农村建设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将会有重要的深远的影响，尽管解决这些问题的进程可能还比较长，可能还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这些矛盾，引起全党注意了，引起全国人民注意了，我想这些问题解决就有希望了，
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到底影响我们近期和长远，2010到2015，平稳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想来想去，我想可能最大的风险是在金融领域。金融领域有这样四个问题，我现在想不清楚，我感到这里面的问题很多很大，搞不好如果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大的问题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出问题。因此我也想，我不是专门研究金融问题的，但是我想提醒在座的专门金融问题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的经济学家，能够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研究这方面问题。
第一个就是国有商业银行怎么样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怎么样具有国际竞争力，现在我们把外资股引入国有商业银行，它的力度怎么样，有什么样潜在的风险，根据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我们在国有企业合资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像我们汽车行业，好多很重要的这些行业，原来我们合资的初期，我们想的很好，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合资这么长时间了，并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结果。金融企业合资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能不能合资以后，就积极转变了，竞争力提高了，风险就没有了。不过现在我觉得很不托底，有一些同志写一些文章我也看了，我对这件事情表示担心，这个问题要追踪研究。
第二个就是如何鼓励社会资金兴办区域性的股份制的中小金融机构。这个话是写入我们16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的。在去年的国务院的三号文件就是鼓励引导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个文件里面，对允许民营经济兴办小型的金融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比三中全会退了一步，因为我们一些主管部门担心小型金融机构兴办过多，难以监管。所以就把原来的允许社会资金来兴办小型的金融机构，改成了允许社会资金进入现有的金融机构去参股。这是一个很大的，我觉得跟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不太一致的地方。 前些年有些同志提出来，可能当前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允许民营型企业办小型金融机构。它的意义非常重大，美国有两万多个小机构，我们现在小的金融机构很少，都是大家伙，人员也很多，这些小型的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出了风险也在局部的范围内，也不会有大的问题。根据我们江苏省的信用社四年的改革经验非常成功。
现在你到江苏去，京沪高速公路的边上立的大标语牌子，他们信用社改革以后，搞的股份制的银行，发的银卡，到纽约都可以去刷卡，信用度很高，改革很成功。而且最近李杨做了一个金融生态的调研报告，我看了很受启发，就是在过去银行的不良资产里面，像上海，像浙江这些地方，银行的不良资产占的比例只有1％2％，甚至百分之零点几，不良资产最高的是东三省，这就证明我们过去银行办不好，不良资产多，并不完全在于我们银行本身的体制不行，好多是在于外部，在于金融生态。
所以允许社会资金来兴办这些区域性的股份制的中小金融机构，这个可能是抵御国外的大的银行来了之后，一个重要的途径，这条应该有所突破，第三个问题就是优质企业在海外上市，利弊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赢利上千亿的这些石油系统，通讯系统，再加上下一步我们的商业银行都到海外上市，他的利润给了国外的股民，中国的股民分享不到这些企业他们所带来的利润。就是说分享不了改革发展带来的这些财富。国内的股票市场，又缺乏优质的企业，现在股市这样低弥，这样一个状况，我自己觉得找不出一个好的答案。我跟一些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有的同志讲，我们在海外上市的企业，也可以到国内来上市，但是一旦上市以后，他做一个比喻，说国内的这些企业这一千多个上市企业，质量上跟国外的这些上市企业比要差一些，一旦到国内上市以后，对原有的股市会不会形成冲击。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一些非常大的问题需要研究。
另外从下一步发展上来看，国内的股票市场，我们的优质企业到海外上市了，那么我们的股市将来有没有可能逐步吸引港澳台的企业，外资企业，到我们国内来上市，那么它的可行性怎么样，从长远来看，需要哪些步骤，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第四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建立跟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相应的虚拟经济，建立我们的金融资本。现在我们实体经济的规模在全世界已经占到第4位了，但是我们国内的股票市场的总量跟我们的产业规模比，差了很远，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的比是5比1，他们用金融资本的强大的优势来到我们中国市场攫取一些利益，如果我们主要的精力放在发展我们的工农业生产上，发展产业资本上，而我们的股市我们的金融资本不能够得到壮大，我们在下一步同国外资本的竞争中间，我觉得可能会处在一个很不利的地位。
另外怎么样通过完善国内的股票市场，形成对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选择和支持的机制。我想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是下一步影响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影响我们财富的积累的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我自己对这些问题也没有想清楚，我很希望就这些问题能够引起在座的经济学家的注意，能够求教于各位。谢谢。
刘鹤：感谢小涓的精彩发言，一方面感谢她非常认真的准备，也感谢你们老板今天让你来了。
另外对这个开放领域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不久以前，一位老一代的经济学家访问美国，跟我说了一个事，在美国期间，他好像是13次进了白宫，在美国访问了很久，回来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说整个世界，就是对接受中国没有做好准备，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中国也没有对自己走向世界做好充分的准备，小涓刚才描述的情况可能恰恰表现出这种现状，我们有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进行研究，刚才三位非常好的发言，从改革发展开放三个非常好的角度做了讨论，下一个单元我们进入到了讨论，下一个单元讨论，请樊纲老师主持。
樊纲：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人比较多，我们欢迎我们的专家和我们的企业家，包括企业家理事会的成员，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一个人5分钟的发言举手发言。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即兴发言，这个题目很大，说大很大，说小也可以说到很小的一些问题，我想谈三个观点。因为今天媒体多，所以我很愿意谈这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我首先申明对吴老师非常尊重，是我在研究生毕业以后，吴老师的一些文章我都在看的，我很尊重的，我想说的观点是，第一个观点，对于第三次大争论的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要把更多的智慧与时间陪着对我们26年改革开放总体上有不同想法的人跟他讨论，没有必要，我们的媒体也不要去说什么第三次大争论，这是我个人观点，根本不存在，我们冷静想非常简单，刚才刘鹤主任已经讲了，美国经济学家说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中国的状态，我们26年来，从GDP多少多少，我也记不住了，现在说了已经第四位，赶超英法，这种现实摆在这儿，有什么可争论的。我们要争论的是，改革的技巧，改革的措施，改革的政策，改革的一些方针，至于说方向性的东西根本不要争论，我说我们经济学家的背景，经济学家的智慧，不能陪着那些还在讨论，我们方向对不对，这个太无聊了，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个别场合说过，今天这么多经济学家在，我再说一下，我还是申明对吴老师很尊重，就是说对增长方式的改变的不是一个什么大的战略，增长方式的改变，无非就是讲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这个问题，老讲的很重以后，最后变成我们十一五规划党中央建议中间，科学发展观中间的六大要点之一，还有两大要点，一个是科学发展观本身解释的，一个是和谐社会的解释，中间还有四大要点，是什么呢，经济结构问题，自主创新问题，我刚才想一想是什么，还有一个环境资源这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加起来，都是伴随着增长方式的改变，所以这个角度，就没有什么讨论了，26年一直在讨论增长方式不断的改革，至于说重工业化，重化工业这个问题，重化工业和增长方式不个层次的东西，不是矛与盾的问题，不展开说，因为时间关系。
第三个观点，就是说我认为改革应该是从当前的经济运行出发，矛盾问题在哪里，而我们26年来的经验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不是按照方案来推行改革的，我们不是这么走过来的，都是标准彼岸的经济方向，想出对策，慢慢向前走，在现在全球不平衡的情况下，中国能做的是加快内需，我们的投资问题，结构问题也在发生第三产业，最后发展消费，我们的社会问题，医疗卫生等等的一些问题，最后也是入到这些消费的问题，我想说的第三个观点是，要解决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间的一些困境问题，我们的政治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要让福于民，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扩大内需，有很多事要做，但不是我说的这个，我想比如说，国有股减持赶快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问题，比如说樊纲做的大课题，30多万亿的这个存量，这个国有资产的存量，我们怎么正确理解国有资产不要流失，我们怎么正确理解增长要真正的为老百姓做事，怎么把这部分钱又从经济运行角度说，是促进消费，从社会层面说，是真正的把社会稳定下来，对于弱势群体，对于社保问题，对于三农中间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包括我刚才说得，从解决全球不平衡角度说，我们要解决内需，从这个角度说，我就是说，我们在解决当前的经济
问题上，我们的政治思想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解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