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一直领先。过去25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表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印度的两倍。

这种相对表现会改变吗？更重要的是，它会不会因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飙升而改变？在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序言中，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尚卡尔•阿查里雅(Shankar Acharya)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印度的中期经济增长很可能维持在每年6% 左右。*

这确实与趋势相一致(见图)。印度不仅过去25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6%，而且其5年移动平均值也未显著偏离这一水平。虽然印度的经济增长在过去3年超过了7%，但在这之前的3年，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仅为4.7%。印度近年经济增长的飙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景气循环，而非结构性原因。

那么，理智的分析师为什么要预期印度经济会突飞猛进呢？这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印度的人口状况相对有利；第二，印度的机制好过中国；第三，印度有更多空间改善其政策与投资表现。这些理由颇为有力。但它们还是在说潜力，而非实际表现。

根据联合国(UN)的预测，印度的人口负担率(低于或高于标准劳动年龄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确实将降至中国的人口负担率之下，但到2030年才会发生。此外，两国仍有机会提高劳动力素质，并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

遗憾的是，在吸纳劳动力进入生产性就业方面，印度做得特别糟糕。例如，在1993至 1994年以及1999至2000年间，印度经济年增长率达6.5%，而就业增长仅1%。受限制性劳动法规的影响，有组织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一直徘徊在600万左右，也就是占总劳动人口的1.5%。而大受吹捧的印度信息技术部门仅雇佣了100 万人，不过是沧海一粟。未被利用的劳动力不是优势，而是可怕的负担。

印度拥有诸多优于中国的制度优势，这也是事实。印度有发展完善的私人部门、相对成熟的法律制度、稳定的民主政治以及言论自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治理指标反映了其中部分优势，尤其是在“话语权和问责制”一项上，印度的得分要高很多(见图表)。在“防治腐败”与“ 法治”两项上，世界银行也给了印度稍高的评分。但在“监管质量”与 “政府效率”两项上，世行则给了印度较差的评分。政府效率这一项几乎勿庸置疑，中国调动资源的能力仍然远远超过印度，中国在建造基础设施上的卓越表现就是例证。

这使我们想到了第三个原因，即改善政策的潜力。印度大有机会提高投资率。即便在中国近期对其GDP进行修正之后，印度的投资率仍远低于中国(见图表)。投资率差距是造成两国经济增长差距的近因。

在巨大的投资差距背后，是印度政策长久以来的重大失败。庞大的财政赤字就是一例。更重要的原因是，存在于劳动法、保留小规模产业生产，甚至贸易政策中的深层次障碍，阻碍了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快速扩张。这既而有助于解释中印增长的最大差异：从1990年至2003 年，中国制造业以每年近12%的速度增长，而印度仅以6.5%的速度增长，远低于印度服务业 7.9%的增长速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份有启发意义的工作论文指出，这种模式与长期向技能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倾斜相关。**到1980年，这种倾斜造就了相对较小的技能密集型制造业。此后，它还造就了异常庞大、但也是技能密集型的服务业。2000年，印度就业中服务业的比例，与可比国家相比要低17个百分点以上，尽管其产出比例要高出4个百分点。这两种模式都有不利于大规模就业的倾向，以至于会丧失有利可图的机会，影响经济增长本身。印度想要繁荣，就必须改变这一现象。

过去25年，印度经济表现的改善既是事实也是成就。不过，它还可以做得更好。但如果要变得更好，进一步进行实质性改革是少不了的。正如阿查里雅先生所指出，必须在5个关键领域做出变革：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并结束保留小规模产业生产、重振农业增长、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消除经常预算中的财政赤字，最后是全面私有化及贸易进一步自由化。

是的，这些都会很难，但也极为重要。印度站在加速增长的门槛上，但假如没有大量支持，它是跨不过这道门槛的。

*《印度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文集》 (Essays on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Growth in India)(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卡尔帕那•库哈(Kalpana Kochhar) 等人合著，《印度发展模式：过去与未来》 (India’s Pattern of Development: What Happened, What Follows?)2006年1月， WP/06/22，www.imf.org。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2006年2月17日 星期五 译者/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