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老在国会的应对令我拜服，而从他的言论中我们知道他对经济资料的掌握详尽而全面。学者风度明显，但在政坛上能像格老那样来去自如的学者我没有见过。虽然不同意他对人民币汇率的建议，我绝不怀疑格老对中国满是善意的。他对向中国开放贸易的立场坚定不移，炎黄子孙要感谢他。
写这篇文章是要对美国的货币制度提出质疑，为恐在格老荣休之际提出受到误会，让我先站起来，把帽子脱下，向格老致意，顺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更希望他能继续多到神州大地舒畅一下。
我的出发点是格老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联邦储备委员会议，基金利率提升了四分之一个百分点。那是一连第十四次提升。格老任内，我找到的资料如下。一九九○年七月至一九九二年九月，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连续调降了十八次，三次调降半个百分点，其它调降四分之一个。一九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九五年二月，该利率连续调升了七次，三次四分之一点，三次半点，一次四分之三点。一九九五年七月至一九九六年一月，连续调降了三次，皆四分之一点。一九九七年三月调升了一次，四分之一点。一九九八年连续调降了三次，皆四分之一点。一九九九年六月至二○○○年五月连续调升了六次，一次半点，其它皆四分之一点。二○○一年一月至二○○三年六月连续调降了十三次，九次半点，四次四分之一点。最后是二○○四年六月到最近，连续调升了十四次，皆四分之一点。
看官需知，利息是一个价——买时间之价——对经济整体而言是最重要的价格。虽然联邦基金利率不是市场利率，但有肯定的引导作用。十五年内，在最精明的格老主理下，这利率一轮落一轮上，轮了八次之多。理论与经验说，不是因为实质的供求关系而引起的价格变动，对社会经济有害无益，何况重要如利息率。多年前我看过一幅金本位制度下的利息率变动图表，百多年徘徊于年息率一厘至二厘之间，变幅甚微。
还是回到费沙提出的利息理论说起吧。费沙认为，利息率的变动只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消费者的意欲有所变动——等待消费的耐心有了转变；其二是投资的回报率有所变动。这二者显然与格老任内的八轮上落无关（尤其是伊拉克之战后我们看不到美国的消费者变得急于花钱或投资回报率上升了）。
另一方面，费沙的利息理论有三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其一是没有通胀或通缩（他的理论是没有货币的）；其二是没有风险；其三是没有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变动主要是导致市场利率的差距变动，与格老的基金利率无干。风险的变动也不可能解释基金利率的轮落轮上。余下来可以解释这利率的轮落轮上，是通缩或通胀的预期。
然而，格老任内，美国的物价相当平稳，通胀率徘徊于二至三厘之间。这是因为格老精明，对经济数据的掌握通透，于是未雨绸缪，见可能出现不可以接受的通胀而调升基金利率，见失业率或产出指数不利而调低。历史上没有谁可以把利率的调整来调控通胀或通缩有格老的能耐。问题是利率的轮落轮上对经济整体有杀伤力——有大代价也。
非战之罪，是货币制度出现了问题。下期再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