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初到香港时，在港共有30多家外国投资银行。但好景不长，通过并购、破产、关门和重组，如今外国大投行在香港也就剩下了十家左右，其中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英国投资银行的完全消亡。
首先是巴林投资银行（Barings）于1995年破产，后来被荷兰商业银行（ING）收购，继而在2001年被澳大利亚的麦夸里银行（Macquarie）收购。
其次，英属的希罗德投资银行（Schroders）于1997年把自己卖给了花旗银行；原来英属的华宝投资银行（S.G. Warburg）于1995年把自己卖给了瑞士银行；英属的老牌投行詹金宝（James Capel）把自己卖给了汇丰银行；英属的惠嘉投资银行（W. I. Carr）被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收购，以及Smith New Court在1998年被美林投资银行收购。另外，英属的Kleinwort Benson投资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德国的德累斯顿银行收购。近两年，嘉诚投资银行（Cazenove）也归到了美国摩根大通（J.P. Morgan）银行旗下。
英国是世界投资银行业的发源地，历史悠久，积累的文化财富甚丰。所以，英国虽然只有6000多万居民，却是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而且，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英国最大的七八家投资银行都还在英国及世界投资银行业和资本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可是，除了巴林银行是因为破产而被收编之外，英国的其他投资银行全部是自愿“缴械”的。事实上，众多英国投资银行把自己出售给别国的大银行，并不是因为活不下去或者活得不够好，而是为了活得更好。
中国也许会有不少人对英国投资银行陆陆续续向外国银行“俯首称臣”大惑不解：为什么不“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英国人的回答是：“为什么要战斗？”中国人也许又会问：“英国的投资银行界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工业，难道不应该保存吗？”而英国人的回答很可能是：“保存下来又怎样？不保存下来又怎样？有何区别？”
在英国投资银行消亡的十年历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和公众的开明态度。虽然偶尔也有政客和卫道士说起所谓“英国人的投资银行”，但是这些人的言论完全不足以影响历史车轮向前滚动。政府完全不曾想过，也从未试图要这些英国投资银行在被外国投行收购前申请政府批准，实际上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这种开明态度对英国今天和未来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外国大投行不仅把英国作为它们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业务中心，有数家甚至把伦敦变成了它们的全球业务中心。
英国投资银行的消亡是英国为什么伟大，以及英国经济为什么成功的一个缩影。它的最大受益者是英国及其国民。那么，这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股市乃至整个经济有哪些启示呢？窃以为以下这些结论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一，做生意不是打仗，也不是搞政治。求双赢的人是明智的；求面子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是不明智的；赌气是一种小农意识，与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理念格格不入；
第二，做生意不能讲面子，应该讲资本回报率。英国人把自己的王牌投资银行——无论它们是多么历史悠久、贡献重大——一一卖给了外国人，但此举最大的受益人却仍然是英国人；
第三，中国的证券、银行、保险、零售等行业，以及啤酒、家电、白酒等企业，可以好好想想英国人的经验；而中国服装、钢铁、汽车以及很多其他行业的业主和经理们，也不妨思考一下“苦海无边，回头 是岸”的真义，思考一下在投资回报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继续在市场中苦苦挣扎是否理性。
有人担心，如果外国证券公司充斥神州大地，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但中国一定要有中国人控制的投资银行或证券公司吗？如果没有，会有什么后果？难道外国公司会不让中国国民开户、上市或者转账吗？不少人似乎还有这样莫名的畏惧：如果外国银行在中国太多，可能会在风雪交加的夜晚不让中国国民提款，或者不给中国人贷款，此所谓“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担心难道不是很天真吗？
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闭关锁国是经济落后的源头。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想把上海或深圳办成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把我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畏惧毫不留情地打掉。那些封闭自守的“国粹”已经桎梏我们太久了。要真正实现经营和监管的现代化，惟有开放才是正途。■
(作者为瑞银证券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部联席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