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加上拥有军事现代化所需的资源基础，中国已稳步走上了成为21世纪第一个崭新超级大国之路。
崛起的中国将不只是日本的简单翻版(日本从未成功获得超级大国地位)，因为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在战略上是自由行动主体。在地缘政治领域，中国将在未来10至20年崛起。我们必须预见到这一点，就像股价会反映一家公司的预期业绩那样。但由于中国对美国采取何种姿态还不确定——合作伙伴、竞争对手还是敌人，这些预期也由此变得复杂。在许多方面，与其说中国与一战前夕威廉时代的德国相同，还不如说与19世纪70和80年代俾斯麦（Bismarck）时代的德国一样。威廉时代的德国追求“阳光下的土地”（place in the sun，威廉二世语），注定要与维持现状的强国发生冲突。中国是一股突然喷发的力量，将登上拥挤不堪的全球舞台，但有关它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和结盟，其性质所产生的结果无法预先确定。
中国凭借其经济胃口和生产的爆炸式增长，打破了这种全球格局。同时，它又把自己说成是维持现状的强国（status quo power）。如今的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价值观体系可推销，也没有救世主般的使命要履行，美国则会用军事手段促使非民主国家政权更替。这成为中国向超级大国地位迈进过程中的巨大优势。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津巴布韦、缅甸和苏丹等国家会追随中国自利驱动且价值无涉（value-free）的外交政策，那些寻求抗衡美国散播自身民主使命的国家也会这么做。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设想的多极世界可能是错误的，他设想中国基本上会与法国平起平坐。但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增长，中国势必会阻挠美国波拿巴主义式（Bonapartist，指拿破仑·波拿巴通过武力推销其价值观）的扩张本能，而吞下俾斯麦式中国抛下的诱饵的将不仅仅是法国人。
然而，中国价值无涉的外交政策有极大的局限性。长期来看，它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与美国（事实上还有欧盟）这样的国家关系紧张，因为这样的国家视价值观为国际关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传统原因之外，这将成为造成中美摩擦的又一原因，传统原因比如台湾问题和东亚战略秩序的性质等。然而，对中国而言，保持健康的中美关系仍是最为重要的。
短期来看，中国无视价值观的立场所产生的政策，并未给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指明方向，例如全球气候变暖，或如今最尖锐的核扩散问题。一方面，中国或许很想抓住机会，成为第一个锁定伊朗能源资源的国家，从而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内部形成统一立场，并导致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瓦解。另一方面，中国可能认为，核武器的扩散(或许向日本、韩国甚至台湾扩散)，会有悖其利益，因此应当与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合作，将伊朗推离核门槛。
美国在东亚有着长期存在的地区利益，中国则在全球范围拥有促进或妨碍这一利益的能力，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将不得不学会平衡这两者。在某个阶段，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决定以下哪一个更重要：处理伊朗问题(这可能需要在其它问题上满足中国)，还是在东亚抑制中国(即使这意味着在伊朗问题上失去中国在安理会的支持)。
欧洲在某种意义上则有相反的问题。欧盟从全球角度考虑中国，但忽视了美中在东亚的关系这一地区因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造就了战略稳定，而欧洲人基本上是这一稳定局面的被动受益者。欧洲人在思考与中国达成的妥协时(包括在欧盟武器禁运上的讨价还价)，应该适当考虑美国在东亚的战略角色。任何计算失误都可能给欧美关系带来可怕的长期后果。但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美国与欧盟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应的战略对话。
人们希望，中国、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不仅能全面理解新的利弊得失的意义，更能对其采取行动。
作者系巴黎战略研究基金会(Fondation pour la Recheche Stratégique)特别顾问
（作者：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 2006年2月23日 星期四 译者/李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