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过瘾的出错。想想看呀，21世纪全球经济大比拼，哪个国家不希望经济增长再快一点、再多一点！问题是谈何容易。举目四望，持续保持9%增长的经济寥寥无几。中国呢？加上本次经济普查的“偏得”，过去5年的年增长率直逼10%，而过去27年的平均增长率为9.4%！
不过，经过这次统计的调整，是不是就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总量和结构？个人之见，还有不小的改善余地。 撇开从各种方面干扰统计的利益冲动——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歪曲数据的动机难以一下子撇清——单单因为经济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要在统计上前后一致地反映这变化行为的量的特征。这种情况，不经过长期努力，难以做好。容我举两个例子说说吧。
第一个例子是农民收入。传统上，中国小农家庭远离市场的工资合约。人民公社以及随后而来的家庭承包经营，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因此，向来以“农民纯收入”来统计农民的所得。什么是“农民纯收入”呢？简单讲，就是用农民家庭的总收入减去“生产性的物质消耗”——就是买化肥、农药、种子等项的开支。这样的纯收入，代表农民可用于养家糊口的经济能力和生活水平。
但是，当农民家庭中一个或数个成员，离乡背井到其他地区打工时，原先的“农民纯收入”调查就面临很大麻烦。因为这些外出的农民工，当然要在工厂和城镇发生一笔他们自己的生活开支。这种生活开支比城里人要低一大截，但通常高于他们在农村的消费水平。问题来了：这笔不大不小的民工外出生活开支，算不算“农民纯收入”？
在现行体制下，这些打工农民的身份永远是农民。从这点看，他们在城镇工业的收入当然只好计入他们户籍所在地的“农民纯收入”。问题是，负责调查他们家乡农民收入的统计工作人员，从何观察、记录、报告这些农民工在外的“全部收入”呢？比较靠谱的，可能是外出民工汇回或带回老家的现金。但是，那仅仅是部分所得，民工在外的个人消费和储蓄就漏报了。
如果外出民工的数量很少，上述误差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今天中国城乡之间的大门洞开，外出打工人数的下限值是9000万，上限值是3个亿！在“农民纯收入”传统范畴下，任何很小的关于外出民工实际所得的低估，都可能带来“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效应。
第二个例子是服务业。早就观察到中国工业公司的营销部门和工作人员数目惊人。1996年到山东看一家洗衣机厂，他们告诉我说每1.5个生产工人就有1个营销人员。1998年到TCL参观，主管全国营销的袁总介绍，他的领导队伍与生产线工人旗鼓相当。去年有机会参观华为，员工结构的大数是市场部门30%，研发部门40%，生产部门12%！这些我称之为“工业内的服务业”，要是独立出来为工业服务，你说中国现在的服务业占比例如何？
没有机会看工厂，那就进饭店。君不见神州大地饭馆卖酒精饮料的，十个里面差不多有七个是酒厂派驻饭店的员工？他们在工厂里领薪，创造的附加价值也计入工业，但说实话，他们从事的难道不是地道的服务业？
去商场看看也一样。全世界没有的现象，顾客一进门，就冲上来热情介绍商品的，一般不是商场员工，而是该商品厂家的派驻人员。“顺德电器”是华南一带对品位颇有讲究的电器连锁店，老总说他们店的“工厂派驻营业员”的比例比业内低很多。我请教是多少，他的回应是三个派驻的对一个本店的！
正因为这些观察在手，我已经习惯了凡看到关于经济结构的数据，就把它翻过去。那些煞有其事要“改造我国经济结构”的庞然大计呢？翻得就更快了。实际情况还搞不清楚呢，批评、主张、建言一大堆。这样的“经济研究”没什么意思吧？
顺便发句牢骚。统计数据的误差一旦影响了对经济走势的判断，有时也有为祸不浅的效果。别的不论，前年春天把政府、银行、企业搅得地动山摇的“宏观调控”，是不是需要重新得个“讲”字？记得当时最重要的根据，就是“投资严重过热”——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46%。现在，这个数据的分母被查明严重低估，倘若没有可靠的证据说分子也被同样低估，那么“投资严重过热”的指控，仍然可以屹立不倒吗？
倒霉的是戴国芳。这个拣废铁废钢出身的“钢铁痴迷”，怎么就成了全国的风口浪尖“人物”？为什么未经司法定罪——到今天也没有看到法院判决——戴国芳就几近倾家荡产？当时有评论跟得紧，一口咬定“铁本动摇国本”。未免言过其实了吧？戴没有贩假害命，也没有制造矿难，不过就是做梦也想多炼一点钢。也许他讲过“赶超宝钢”之类的大话，也许他在交税和银行借款上有纰漏，不过冷静回顾，要不是有关政府部门当时极度担心“投资过热失控”，戴的个人命运很可能就因此不同。
不知道动辄就吵“过热”“过冷”的专家是不是同意，先把温度计搞准确了再说别的吧。
2006年2月22日 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