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辉煌的背后，变数正在慢慢增加：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原来的廉价地租不复存在；根据WTO原则，年底图书出版物发行在批发、零售市场上的全面放开，国营书店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民营、外资在图书出版、发行行业内的不断渗透也使新华书店面临“水土流失”……
如果说，这些冲击在商业发达的广州还未显出它的强大威力的话，在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却似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9年是个分水岭式的年份，新中国的众多新生事物大多以这个年份为起点，新华书店正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还从未出现过规模如此宏大、网络如此发达的图书销售机构，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新华书店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获得知识来源的第一选择，也正因如此，对于稍微上点年纪的人来说，“新华书店”四个字中含有他们莫名的感情色彩。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书店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可以想像，一个缺乏书店的城市会是多么的乏味。曾几何时，新华书店扮演着为所有国人传递文化知识的重要角色，而且是只此一家，处处分店。在一个国家的辽阔领域中，只存在一个树根状的书店销售系统，在今天看来，显然不是多么理想的局面，然而在那个年代，新华书店的确是无数少年甚至成年人最神往的地方。尤其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从“文革”阴霾中走出的中国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身心解放，压抑了几十年的求知欲瞬间迸发出来，对书籍的渴求蔚为壮观，于是，新华书店里人头涌动，达到了该店最为红火的巅峰时期。
群雄逐鹿，烽烟四起。对于曾经一枝独秀冠盖天下的新华书店来说，或者不是多么让人亢奋的消息，毕竟，竞争将长久以来积累的一些弊病暴露出来，要坦然接受何其难。不过，正如广州学而优书店的当家人陈定方所说，新华书店在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其实在民营书店中也同样存在，只是不那么显眼而已。计划经济中的一切优点与缺点，在社会各领域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非新华书店一家独有。曾经有人感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的文学盛况与现今文学界的冷清之间的反差，阿城曾说，不是现在太少，而是那时太多了。这样的判断其实可以套用来描述新华书店的今昔对比。在经历了极度火热与短暂冷清之后，剧烈的波动期开始走向平稳正常期，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因素逐步深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竞争开始了。
竞争意味着机遇和挑战的并存。尤其在如今，一方面来说，网络的普及，通信设备的发达，人们仅能依靠书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年代过去了，人们的选择进入一个空前的自由阶段。另一方面来说，海量信息淹没了人的思考，反倒让人们陷入从未有过的惶恐与困惑，对书的渴求也从未停止过。对于平常百姓与爱书人，竞争确是个福音，即使有书价年年走高的隐忧，至少可以让社会大众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更重要的是，竞争让“书也是商品”这一最基本概念深入人心，购书便是消费，与其他社会消费行为并无两样。这也就意味着，新华书店面临着阅读习惯的巨大改变，但同样也仍然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有待挖掘，只不过多了许许多多竞争对手。
即使不从营业额、店铺分布数量等硬性参数上去做比较，新华书店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历史便足可以显示出其雄厚实力了。历史给了新华书店厚重的积淀，资金、人才、销售渠道等，至今仍是任何一个竞争者都无可比拟的优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新华书店可以一路无忧走下去，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包括外资图书销售商、民营书店正在虎视眈眈，其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自身体制中甚至还存在一些与市场经济不那么协调的问题，这些都是新华书店必须正视的挑战。
我们无力预测一个中国图书市场版图的未来构成，也无意于为仍有巨大活力与潜力的新华书店出谋划策，回顾过去，是为了获取未来的力量，环顾四周，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 链接·资料
新华书店诞生记
延安延水河畔的清凉山靠近延水河的一面，有一处延安著名的旅游景点——万佛洞。新华书店就诞生在万佛洞最底层的石窟中，但是新华书店的名称是谁命名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陕北保安进驻延安，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组成了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领导新华社，编辑《解放》周刊，出版图书。
4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解放》创刊号上署名“陕西延安新华书局”，新华书局就是新华书店的前身。同年7月新华书局在万佛洞最底层的石窟中设立了第一个门市部———新华书店。这个石窟也就成为今天遍布大江南北的新华书店的发祥地，1937年10月初，新华书局正式改称为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随着解放军的步伐安家，解放军走到哪里，新华书店就会在当地建立。新华书店总店办公室主任张雅山向记者介绍说：“当时书店、邮局、银行、百货公司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解放军每到一个地方后，就会在当地最繁华街道的四个角建立书店、邮局、银行、百货公司。”
张雅山说，新华书店虽然跟着解放军的脚步前进，但是受当时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因素影响，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的新华书店只有近700家，只有在大中城市才能看到新华书店。
解放初期，新华书店在北京设立了总管理处，负责在各省市设立新店。1951年新华书店在北京成立新华书店总店，由总店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在总店成立之前，东北、华东、山东、中南、华南、西北、西南、新疆等行政区已经成立了新华书店总分店，全国有售书点1003个。总分店的设置到1956年撤销，全国的售书点增加到2105个。 (毛羽)
■ 直面现实
广州新华书店集团：背着金字招牌走向市场
根据WTO原则，年底图书出版物发行在批发、零售市场上的全面放开，让民营、外资等社会资本获得更加大的发展机会，而近年来民营、外资在图书出版行业内积极谋求发展所带来的新气象，也让人们对老牌新华书店在面临冲击的时候如何谋求发展颇为关注。广州新华书店集团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全国新华书店系统的一个缩影。
领先优势依然存在
在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市新华书店”)董事、总经理沈育明看来，数字是一个较好的说明：去年整个广州市新华书店系统销售额为5亿码洋，包括增城、花都、从化、番禺四个县级市则达到6个亿，(其中龙头企业购书中心销售额为2.5亿)，而这个销售额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的新华书店系统比位居前列，在广州的图书销售市场也占绝对优势，这无疑得益于新华书店50多年来深入人心的品牌优势和常年积累的零售经验，另外，已建立的完善的销售进货渠道，与出版社良好的关系和信誉都是老牌新华书店相对其他民营、外资书商的优势所在。
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署谈到的一样，目前新华书店改革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即由原来的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转变，“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了。”沈育明说，1983年首先在经营承包、管理体制和购销形式等方面改革，1992年组建了全国省会城市新华书店首家图书发行企业集团——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1994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书城——广州购书中心，成立了股份制有限公司进行管理，1997年申请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方案，1998年获市政府批准，2000年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
改革过程困难不少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以前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比如说购书中心刚成立股份制的有限公司的时候规定职工不能直接入股，而现在职工可以入股了。”沈育明举例，正因为政策的进一步变化，图书市场从零售到批发的完全放开，既给新华书店完全走向市场带来机会，也让新华书店50多年来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后与市场的不相适应的矛盾暴露出来，而这些矛盾又涉及方方面面，互相联系。比如说分配机制上，新华书店系统各所属企业都早已陆续从过去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为企业岗位工资制度，但网点门市多、以零售为主的特点使我们改制过程中不一定采取大量裁员的方式，“我们目前员工队伍是有点浮肿，但并不十分严重”。而作为50多年老店，离退休员工多，即使通过依照其他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买断工龄的办法，“那这笔钱谁出，政府给多少，企业又能承担多少，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企业公司内部还留有不少事业单位特点的“尾巴”。
广州市新华书店目前43个经营网点，大多处于较好商业地段，但一半以上是租来的，数据显示，门店网点零售在广州市新华书店全年销售额占70％—80％。近年房租不断增加，有些还要面临收回，如去年东山口新华书店就因租来的侨房要收回而关闭，这都使新华书店经营成本增加，甚至面临萎缩的危险。“我们也在兴建新网点，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新的网点建设中去”，东山口新华书店关闭以后就在东川路重新买铺面建成新的新华书店。虽然这种新的网点被认为是在增加企业发展的后劲，但也是“勒紧腰带”的事情，沈育明说，更多的钱投入到网点建设短期内间接上也会影响企业员工收入。
既有内忧又有外患
广州的新华书店系统在股份制改造、经营结构调整、分配制度等多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但沈育明也说，“这几年忙于系统内部的调整，在某些方面有所落后，像深圳、武汉等的物流配送、书城建设就后来居上”，新华书店本身增效不明显，整个集团员工的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慢，至去年为止，还没有达到全市职工的年平均2.5万元的水平。增效放慢的另一原因是市场上的不良竞争，图书市场一直处于微利经营状况，“盗版书”“四、五折甚至二三折书”的存在对书店形成一定的冲击。“盗版书大多是畅销书，畅销书也是我们新华书店这样的综合类书店零售较大的部分“，沈育明说，即使这样，50多年的新华书店金字招牌得小心翼翼地维护，“盗版书我们绝不能做”。而新华书店长期以来“一直是党的宣传阵地、一直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社会角色，一些利润低的，读者群较窄，其他书店一般不会经营的书新华书店也会坚持经营。
至于新华书店是否对图书市场的各种信息反应不敏感而使得增效减慢，沈育明并不认同，他说以新华书店50多年的零售经验，对市场的了解绝不会比民营或外资差，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
不管企业内部的调整还是增效都要首先把企业内部的体制和机制调整好。沈育明说目前正在做初步的资产评估，根据政策，不排除有些书店以股份的形式卖给私人、外资、民营作为参股的可能。
■ 对手分析之外资书店
贝塔斯曼：内敛的虎视眈眈者
在外资的图书销售中，来自德国的贝塔斯曼集团(以下简称“贝塔斯曼”)是实力雄厚、声名远播的一家。1995年进入中国图书市场后，1997年开始启动贝塔斯曼书友会，通过目录邮购的方式在全国经营会员制的图书俱乐部，经过近八年的本土化经营，其在全国拥有的会员据称已达到150万，形成了以目录邮购、网上商店以及零售书店相结合的多渠道直销业务，提供包括邮购、货到付款、网上支付以及门店购买在内的多种交易方式。
贝塔斯曼的中国区总裁文德华先生(Christian Unger)接受记者采访时，未对新华书店等国内图书销售商做过多置评，他只是委婉地表示，贝塔斯曼集团在全球实行分权的管理模式，在中国，充分考虑国内图书市场的特点，推行本土化的经营策略，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贝塔斯曼有理由对中国图书市场抱有充分的信心和承诺。
他认为，随着近年来中国图书市场的逐步开放和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国图书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生长力蓬勃发展。面对将来的国际竞争，信用卡支付、邮政系统配送水准以及高品质、多元化的出版内容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贝塔斯曼实行以书友会为核心品牌，结合目录邮购、网上商店以及零售书店三种分销渠道，以满足不同地域、年龄以及消费习惯的读者的需要。
至于贝塔斯曼的优势，文德华认为主要有几点：一是强大的运营后台和先进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其客服中心通过直销邮件、电话和电子邮件等多种沟通渠道与客户进行一对一的广泛接触，确保企业和顾客间的互动；二是实施客户忠诚度计划，开展各种增值服务。贝塔斯曼是最早在国内推行线上、线下银行卡交易的企业之一，并于2003年获得中国邮政全国专属邮编，实现了独立的电子邮编终端，而今年10月又率先与招商银行联袂推出了首张符合国际标准的Master Card品牌联名信用卡——贝塔斯曼书友信用卡。
文德华将书友会列为贝塔斯曼的经营方式的最重要渠道，他甚至认为其已不仅局限于一个图书零售商的角色。文德华对贝塔斯曼在中国的发展非常乐观，他引用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的话说：“2002年中国的图书零售达1000亿，并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但是中国人均购书支出不到欧美的10％，因此中国的书报刊分销市场极具发展潜力。”
■ 对手分析之民营书店
学而优：从小书店到现代企业
正如民营经济在中国大地上兴盛繁荣，民营书店近年来开始显露出十足的活力与个性，不仅在数量与规模上渐成气候，也为各个城市的文化氛围营造增添了厚重一笔。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便是一家具有相当口碑的民营书店，其发展轨迹，正可以见证出在传统新华书店的格局中民营书店的艰辛与机遇。
学而优书店的总经理陈定方告诉记者，从1994年涉足图书批发，到1996年开设零售店，再到今年成立公司，十年中学而优书店走过的路，是刚刚完成一个从简单的书店到现代文化企业的转变。学而优书店的起步阶段正值上世纪的90年代，图书流通环节中开始出现了有别于传统书商，而作为国营单位的新华书店，一般是不与所谓的书商打交道的，这也就给了众多民营书店一个发展的空间。当时的广州便出现了博尔赫斯、树人、学而优等民营书店，这些书店由于对市场的把握较准，选题、包装、销售方式都比较新颖，迅速地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久，学而优书店逐渐确立了面向中高端读者的定位，以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类图书为主，追求学术和知识性及文化含量较高的书籍，在广州文化圈子里有了一定的影响，培育出一个较为稳定的顾客群。陈定方说：“什么事情基本都要由自己来亲手经营，没有人事的东西，自己可以做决策，所以民营书店比较容易形成个性化风格。”
对于新华书店，一般都认为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处于计划经济的体制当中，存在有对市场信息的把握相对滞后、营销手段单调等诸多不足，但陈定方却并不这样认为：“六七年前我就说过，新华书店是一头睡狮，一旦醒过来，在体制上做出变化，它的发展潜力不是我们可以比的。” 她举例说，新华书店是不用担心货源的，因为有了几十年的积淀，任何一个出版社与新华书店合作时都会持信任态度，也就是一种“品牌效应”，但民营书店便没有这方面的优势，“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有一笔烂账，书商也是愿意烂在新华书店。民营书店有任何风吹草动，出版社都会立刻‘收紧’”。
“而且，其实新华书店有的问题，民营书店也同样存在，尤其是流程、管理制度、盘点制度以及人员培训，我们到成立公司以后才开始逐步走上正轨。而新华书店在几十年的历史当中，流程是相当健全的，即便有些僵化的地方，但基本是按照企业的要求来定型的。”陈定方表示，在初始阶段，一般的民营书店是出于个人爱好而开设，实行的也多为家族式管理，但是越往后发展，就越要面临着一个企业管理的问题。所以，陈定方认为，现在制约着民营书店发展的，第一当然是资金的压力，第二就是人才的压力，尤其是缺乏中高级的管理人才，第三点便是管理的瓶颈。
“我认为做得好的(民营书店)以后会越做越大，规模很小的就有可能面临生存的困难。”陈定方说：“当然，就像世界上有沃尔玛也有7－11一样，书店零售业大概也会这样。”
■ 成长史
55年走过——广州新华书店发展历程
解放后第一家国营书店
1949年5月，广州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文委要求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负责在广州开设新华书店，办店人员、资金、货源等一切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解决。该社一方面以新华书店的名义，赶印毛泽等著作及组织进步书籍解决书源问题，一方面派人到已解放的北平、上海联系当地的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取得毛泽东题名的“新华书店”手迹，并在香港《华商报》刊登招聘启事，为广州建店做好人员、物质准备。广州解放后，1949年10月，该社经理吴仲等在建店的同时，接管了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怀远书局和青年印刷厂等国民党留下的出版发行机构。11月7日，解放后第一家国营书店——广州新华书店正式成立并开始营业，店址设在永汉北路265号(今北京路347号)，书店直接受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领导，下设出版科、发行科、会计科、总务科。
1950年7月，按中央出版总署《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广州新华书店改制为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主管广东全省和广西部分店及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兼顾东南亚各地的图书发行工作，店址迁至今青年文化宫左侧，同年10月，华南总分店在原有编审出版部的基础上成立华南人民出版社，行政上与总分店脱钩，负责图书的出版业务并与总分店建立产销关系，而华南总分店专管图书发行。
1952年，华南总分店易名为广东分店，与广西分店分开，同年11月，经批准，在广东分店划分为广东、广州两个分店，同属中南总分店领导。广州分店于1953年元旦正式成立，店址设在新民路48号。
儿童书店、外文书店并入
1952年，原由新华书店广州分店负责发行的期刊业务从1953年1月起全部移交广州市邮政局接办。1953年，新华书店广州分店接收新儿童书店广州分店。1954年1月，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广州分公司所有人员、资产、网点全部并入新华书店广州分店，同年9月，国际书店广州分店所有资产和大部分人员并入新华书店广州分店，并改名为广州市外文书店。1954年，中南总分店撤消，广州分店改由广东分店领导。1956年又改由广州市文化局领导和管理，并易名为“广州市新华书店”。
1956年根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指示，广州市新华书店专业设立私改科，并在广州市文化局的领导下，将全市个体书店、书摊进行摸查。具有一定资金规模的个体书店足见成公私合营的广州书店，后并入广州市新华书店，全市个体书摊、书店根据其经营新书业和旧书业，分别组建成两个合作小组，后合并成东风书店，归广州市新华书店领导。
1951年，广州市新华书店图书销售码洋为154万元，1965年617万元。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书店的图书销售到1968年跌至历史最低点的347万元。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在全国出版发行，图书出版发行当天，广州市新华书店外排起了买书的长龙，这种状况持续了3天。
80年代开始发行体制改革
党的十二大后，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开始实行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首先是在经营承包、管理体制、购销形式等方面的改革。
1983年，广州市店制定《书店承包责任制试行办法》，以大专院校书亭为试点，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实行联销计奖，随后在各门市部铺开。同年，由古籍书店与香港集古斋合作开办的全国书店系统第一间中外合作企业——广州集雅斋成立，以经营古今字画、文房四宝为主。
1984年，广州市新华书店将直属各门市部改为区店，书下专业门市部改为专业书店，实行市店、区店两级经理负责制和干部聘用制度，分配制度上改为利润分成提奖办法。同年，通过职工个人集资入股，对集体所有制的广州东风书店进行改组，重新组建为“广州图书仪器服务公司”。1986年，广州新华书店从原征订包销单一的购销形式改为征订包销、征订经销、征订寄销三种方式并举，同年，在原来批发书店的基础上成立“广州图书批发中心”，1997年迁到东晓路。
全国首家图书发行企业集团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同年11月，经广州市体改委批准，全国首家图书发行企业集团——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诞生。
因1991年第四届全国书市引起读者购书热，1991年底市长办公会议上，敲定建设购书中心的方案。1994年，当时全国最大规模、面积达2.4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书城广州购书中心建成，由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集团所属17个企业和书店员工(以集团工会名义参加)出资组成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公司内部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干部聘任制，分配上实行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结合的双轨制度。1995年，书店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度。1997年申请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方案，1998年获市政府批准，2000年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州市新华书店先后以合资、合作、注资等不同形式，组建了多家新公司，参股多家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图书、音像制品、文化用品为支柱，多种经营并举的图书发行集团。图书销售额从1984年的2484万元增至1997年的4.6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