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郎顾之争引发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之后，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争论波及一个接一个领域，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关于改革的基本方向、改革的路径甚至是否应当再继续改革的大辩论。正如吴敬琏所说，继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之后，改革进入了第三轮大讨论的阶段。
在这场讨论中，部分人士带有较强的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对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予以否定。在他们看来，改革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公共福利减少等社会现象。他们要求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这些主张遭到另一部分学者及舆论的坚决反对。不过，在进行反驳时，这些人士似乎把反思改革的意见统统理解为否定改革，他们甚至反对对改革进行反思和辩论本身。比如，有专家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
除了这两种尖锐对立的立场之外，还有一些学者相对冷静一些，他们提出，改革可以先放一放，理清思路，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改革。
考虑到目前的体制状态，下一步的改革是迟早要进行的。中国目前正停留在转型的中间阶段，权力与市场纠葛在一起，某些群体可以同时享有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好处，而普通民众却不得不面对缺乏限制的权力，自由平等进行交易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因此，为增进民众福利，必须推进改革，真正地完成转型，让真正的法治和市场成为社会的基础性架构。
但改革进行到这一地步，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自动地支持某些改革，甚至一些人会反对某些改革，以前一些不够完善的改革已经让不少人产生了戒心和反感。这就要求，进行下一步改革，必须进行更充分的程序性预备。要深化改革，首先要说服人们相信，改革可以增进自己的利益，起码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而这有赖于理性的辩论和说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其实，目前不仅仅需要学术讨论，还需要在官民之间、在社会各个群体内部及群体之间进行理性而负责任的辩论。
理性就意味着，发言者需要克制激情，对对方有善意的、同情的理解，需要发言者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利益。从近两年的口水战中可以看出，很多发言者其实更多地只是宣泄情感。所谓的负责任是指，发言者不仅仅为自己的利益代言，同时还具有超越自己和自己群体狭隘利益的视野，从公共之善的角度考虑问题、发表言论。通过这种理性而负责任的辩论，或者可以在社会主流达成一个新的改革共识，从而为深化改革奠定比较坚实的民意基础。
当然，在达成改革新共识之后，在具体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同样需要引入理性的、负责任的辩论程序。近两年来，民众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之所以议论纷纷，根本原因在于当初改革方案的形成程序存在重大缺陷，相关利益群体的诉求事前没有得到充分表达，民众的权利和利益没有被充分地反映在改革方案中。
现在，改革进行到这一步，需要对改革的程序本身进行改革，将争论提到改革方案实施之前，从而避免事后的被动。一项重大改革，应当从一开始就争论，进行最充分的争论，让所涉及的每个群体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在理性的辩论过程中互相妥协，从而使改革方案大体实现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