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中国领导人在推出“社会主义新农村”计划时，似乎已采取务实手段迎接亚洲各国政府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数以亿计的人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

在另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印度，政客们往往美化乡村生活，否认人口迁移现实，并忽略市政投资，可以预见这会对经济进步，以及孟买和班加罗尔等快速发展城市的生活质量带来可怕后果。

但中国已经承认，迅速的城市化是工业革命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中国政府官员已因势而动，大量投资于新的建筑、交通系统和其它基础设施，以服务不断壮大的城市。规定人们必须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区的严格户口制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

迁移的规模很难控制。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从1949年的11%上升到今天的43%，但先前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工业革命表明，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到2020年，预计还会有3亿至5亿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这一数字相当于西欧人口的总和。

然而目前有迹象显示，由于农村的骚乱日益增多，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富裕人口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因此中国政府正变得不知所措。就像最新的五年计划一样，这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议，旨在通过一揽子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投资、援助计划和农业补贴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而且不惜代价。

中国也得了印度病吗？中国共产党在仿效印度的感伤主义者（sentimentalists）吗？这些感伤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对抗市场的力量，阻止就业及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

一个答案是，中国的政策转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不合逻辑。政策支持者表示，这更多的是对工作重点的重新调整，而非180度大转弯。

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学校和医疗条件恶化，私人财产权得不到保障，非但没有得到政府的关爱，反而直到今年才免交特别农业税。政府估计，即使大规模移民持续，25年后中国人口达到15亿峰值时，仍将有6亿农村居民。

而城市却享受着隐性扶持，其形式是城市周边农村自然资源的转移，主要是稀缺的淡水资源。监管不力的城市工业污染了邻近农村的土地、空气和水。

因此重新调整势在必行，不过中国的政策转向，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方面。

第一点，中国政府可能在注入资金纠正已经在自我纠正的问题。工厂雇主在抱怨农民工短缺，并被迫提高了工资。这一趋势不足为奇，它反映了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2004和2005年的农村人均收入增长均超过10%，其原因是粮食价格的提高，以及先前实施的农村政策。

第二点，中国有成为永久大规模农业补贴国的危险，而且中国的农民比欧盟(EU)或美国要多得多。正如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本月在一份有关中国农村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每年超过40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逾3%，是上海市在一般年份上缴中央政府净额的近两倍。

和欧洲或日本一样，印度与中国人口向城镇的迁移，是无法阻止也不应阻止的繁荣迹象。中国和亚洲其它各国政府的繁重但至关重要的任务，是要管理城市化的进程，而不是设法去阻止它。

（亚洲首席记者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 2006年3月2日 星期四　译者/诸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