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0多年来经济学界最大的一次分歧，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经济学界目前不算健康的争论风气让他开始怀念多年前关于改革细节的争辩，和“不争论”、“多实践”的日子。
就在采访李稻葵的前一周，作为中国改革推动者的吴敬琏也刚刚呼吁过“学术争论应当切实”。不过，在激烈的观点交锋之后，一部分学者开始提出更加平和朴实的观点，希望分歧的两方都可以静下心来，用更学术、更具体的话语解决问题，“也是对公众一个更好的交代”。
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
记者：在您出国求学以前，关于经济学界争论的记忆应该还停留在1980年代，现在面对同样激烈的辩论，感觉有什么不同？
李稻葵：我所经历过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1980年代中期的辩论、国外的学术争论和我们现在的争论。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争论已经十分激烈，不过当时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议，辩论的焦点在于改革的快慢和范围，可是现在却出现了否定“市场化”的声音，辩论也更情绪化。
记者：目前的争论和分歧是益处大一些还是坏处更明显？
李稻葵：现在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其实我很怀念1980年代那些具体的争论，也很怀念那些不争论的年代，在这样不健康的争论局面下，还不如让政府通过一项项试点来解决问题。
记者：在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研究氛围里，争论是什么样子的？
李稻葵：一般来说，在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研究、政策研究的氛围里，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谁使用的证据更充分，比如说，讨论分配不均这个命题，你要拿出数据来，大家就会争论统计方法是否正确；另一个是逻辑方面的争论，比如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学者们争论设定最低工资是否对穷人有好处，在一般人的观点里，好像是肯定有好处的，可是有不同意见的人就会想办法去做实验，证明最低工资和就业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目前的争论需要提高层次
记者：现在国内经济学者们的争辩却不是这样？
李稻葵：我感觉目前的争论需要提高一个层次，现在很多人都是直接下结论，不讨论逻辑，也不争论证据，而是直接怀疑对方的立场。
记者：这就像是为辩论打了个死结，因为道德立场很难去证明。
李稻葵：对，这正是现在的争论不健康的一方面。还有，有些辩论者会怀疑对方的个人能力，比如说有没有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等，把这些都拿出来作为指责的条件。其实，如果把争论看成一场比赛，关键的是具体争夺的结果，可是现在就好像在赛前指责对方的身高和体重。
记者：对公众来说，目前已经出现了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并且这种不信任带来的舆论压力也在影响学术争论，在一周前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有学者提出应加强和公众的沟通，您对此怎么看？
李稻葵：面对现在这样的混乱和矛盾，要想拿出什么解决办法真的不容易，比较容易做到的是，学术界应改变辩论中怀疑对方立场的做法，踏踏实实的辩论，这对维护经济学家群体的形象有利，另外，更加理性的争论有利于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也是对公众更好的交代。
国外经济争论民众关注并不多
记者：在最近的争论中还有一个让问题复杂化的因素，就是公众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不信任。在国外，经济学家和公众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公众关注经济学领域的争论吗？
李稻葵：国外的经济研究和争论更加学术化，民众关注得不是很多。
而在国内，经济学是显学，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方面是研究、争论可以和政策实践联系得更加紧密，学者们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不好的方面是，学者们研究得不够深入，心态比较浮躁。
记者：既然有利有弊，而且这种弊端正在影响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那么您认为经济学应当在国内保持显学地位，还是发展为更专业的，但是离老百姓生活更遥远的学科？
李稻葵：我觉得关键是分工，在经济学研究比较成熟的国家，学者们有更细的分工，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经济学家，他们一般在学校等研究机构任职，研究的问题往往离实践不是很近；还有一类是为政府、公司或者媒体服务的学者。
在国内则不一样，几类学者的身份常常混在一起，定位比较模糊。不过我相信随着院校的改革，国内会创造出适合的机制，把这几类学者分开。
记者：那么公众又应该如何去分别经济学家的类型？
李稻葵：不需要公众刻意分辩。从事学术研究的职业学者其实说话不多，而为政府、为公司服务的学者说得会比较多，可是他们的身份也很明显，这很自然就分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