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官方的报道，去年中国共发生了8.7万次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农村。这既表明农村地区存在诸多的社会问题，也印证了中国农村被快速发展的城市所抛弃的普遍看法。问题主要并不在于贫富分化的加大，因为这纯粹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而是在于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没有保障，导致耕地难以得到有效利用，教育和医疗保健体系的改革也给中国6亿多农民带来了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
我们在近期走访中国西北边远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时真切地看到了问题的普遍性，同时也看到中国领导人正在把宁夏作为推进农村新改革的试验田，希望能从中找到解决农村问题办法的努力。宁夏是中国众多偏远省份中的一个，这里的景象是到访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游人绝对看不到的。这里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农村，难以吸引到外资，私营企业不值一提，土壤沙漠化和缺水导致大片土地无法耕种。
政府的解决办法之一便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在宁夏南部，中央政府为地方县政府提供相当于其税收额15倍的财政援助。公路和电网正在向偏远地区铺开，医疗保健计划正在推行，地方政府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治理环境的措施也在付诸实施。当然，像在许多西方国家一样，这里的农民是政府这类财政援助的直接受益人。有的地区，农民还能根据牲畜饲养量和农作物产量从政府获得相应的补贴。
对宁夏的援助不过是中国政府实施的农村发展援助计划的一小部分。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字，2000年-2003年间，中央政府每年为农村地区提供的财政援助高达41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3%，远远高于OECD成员国1.2%的平均水平。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援助投入到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中国农民从政府补贴中获得的直接受益仅占其收入的6%，而这个比例在OECD成员国中的平均值高达31%。换句话说，中国并未像欧盟等地区那样为农业提供大规模的补贴，尽管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宁夏经济学──我们姑且这么称呼这种现象──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好的方面不胜枚举，如推行免费的小学教育可以在未来10年培养出素质更高的劳动力，从而推动收入和生产率的增长。提供就业培训及协商就业合同的技巧等措施可以帮助本地居民去发达的沿海地区外出打工，从而为提高农民收入和减少贫困提供了有把握的途径。政府加大对环境破坏行为的治理力度同样也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
但财政援助可能也会伴随大量浪费现象。例如，对小作坊式的家庭农业提供补助将抑制土地集约化进程，并阻碍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这还可能放慢中国蔬菜和水果出口竞争力的形成。随著财政支出向农村地区倾斜，城市地区可能会在财力方面感到捉襟见肘。例如，上海地铁系统的建设进度就已放慢。
宁夏经济对中国共产党维护其执政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在乡村地区义务普及小学教育以及取消长期实行的农业税的举动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我们看到，农业税的取消直接给宁夏农民家庭净收入带来了7%的增长。但巨大的政治挑战依然存在。屡屡发生地方官员占用耕地的情况，工业生产对耕地的污染以及众多地方官员的贪污受贿问题意味著政府在帮助农村致富方面任重而道远。
经常会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只有靠经济增长来维持其执政的合法性，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全面。从宁夏经济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希望把国家财富更加均匀地分配给国民，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提供摆脱贫困的机会。这样的措施将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会获得许多同情农民的高素质都市人的支持。宁夏经济学既是一门政治学，也是一门经济学。
（编者按：作者王志浩(Stephen Green)为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经济学家。）
香港时间2006年03月03日07:46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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