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纲要(草案)突出了改革，特别是公共治理的改革，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化。”
吴敬琏委员介绍，从去年10月25日成立专家委员会至今，共进行了4次论证，每次2~4天。“每次来自各方面的专家都非常认真负责地提出建设性意见，有些批评意见还很尖锐。对于一些重点项目，有关专家一项一项地谈，修改意见提得很细。”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规划的主要作用是什么？特别是在刚刚把市场经济的框架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该怎样实施规划？这对政府部门来说，是一个新问题。比如说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不应当用指令性指标干预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往哪里投资、产品卖给谁、用什么价钱卖等微观决策；但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刚刚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还得对某些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控制。这就有个尺度的问题。多了，就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了；少了，又会出现混乱。纲要(草案)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
纲要(草案)一个重要探索是将指标分成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两类。预期性指标，是预计和期望达到的指标，主要通过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实现。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主要通过依法加强管理和提供服务来实现。“在22个主要指标中，只有8个约束性指标。这一划分是否恰当，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加以调整。”吴敬琏说，他个人认为，最好把5年转移4500万农业劳动力也定为约束性指标。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非常重要的内容。”吴敬琏说，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以上，农村人口太多，每个人占有的土地太少，这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大难题。虽然财政上要向农村倾斜，城市也应当扶助农村。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把相当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中就业，单靠财政的力量、城市的支持，想使我国的农民富起来，恐怕难以实现。”
“还有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是约束性指标如何落实。”吴敬琏指出，“比如说纲要(草案)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目标，我估计大多数人会赞同这个指标，但这个指标怎么起作用，怎么把实现这个指标的责任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还需要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