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中共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是公认深刻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
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杜润生做了五个方面的概括：首先是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如中央多次强调的，长期稳定家庭承包制，以鼓励农民利用好土地这一十分稀缺的资源，发展精细型农业生产。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应包括经营权、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应作为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并对使用权的市场转让，制订法律程序。
再就是发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新的联合与合作，组建公司式或其他形式的以服务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既维护农民的个人财产，也发展集体资产和公共产品。这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新的联合，可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另外，市场发育和农业保护。国家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持，重点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激励各种经济主体发挥比较优势，提高比较效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还有科技进步的可持续性发展。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农业应更重视科技进步，重视知识创新和生物技术、新能源开发、水资源开发和节约、海洋生物。既保护已有资源，又开发新的资源。不能以破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
最后就是民主和法治。要有准备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农村首先扩大基层民主，推行民主选举，实行村民自治。建立稳固的民主、法治制度，既吸引群众参加公共事务。
他认为，现代化过程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数以千万计的大规模农民工现象无疑是中国特色。
以农民工这种形态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人口转移的过渡方式可能会产生两个积极作用，首先有利于直接回馈乡村。农民工每年带回家的资金成百上千亿元，同时他们还带回外部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关系网络。其对贫困农村的发展促进作用是财政转移支付所不能替代的。
再就是有利于分散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压力。农民工适应了城市快速发展的特点，为城市提供更具弹性的劳动力供给：需求大时可以迅速增加供给，需求急剧下降时又可返乡而不至于全部滞留城市成为庞大的城市失业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