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伦敦做银行家的时间有18年之久。对于我的工作，我相当热爱很多方面，但对其它方面则并不迷恋。我一直清楚，在我陷于金钱和这种生活方式的泥沼之前，我必须辞去银行业的工作，这种工作吞噬了我的生活。当其他人把每年的奖金花在极速跑车和美妙假期上时，我却总是将自己的工资支票储存起来。2001年，我离开了金融城，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不过我明白，以后的生活将与之前大不一样。

然而，去年7月，在离开金融城4年后，我再次回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我逐渐意识到，没有工作的生活和工作太多的生活一样毫无意义。我回到原来那家公司（但在另外一个部门），担任“顾问”一职。

我以前的老板苦笑着对我说：“这个职位和公司之间没有太多约束。”

在金融界，4年可称得上一个生命周期，但当我再次步入前雇主的大理石大堂时，我感觉好像从未离开过这里。这是一家坐落在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投资银行。在最初的5分钟里，我的感觉确实如此。但随后，我开始意识到，除了这栋建筑的外观以外，所有东西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我对这里人们的年轻有为感到震惊。在这栋具有未来派色彩的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们似乎都是乳臭未干，至少不超过30岁。

“为什么没有在金丝雀码头看到年长的银行家呢？”我无数次地问自己。我最后做出结论：那些年老且不成功的银行人士都离开了，而那些超过40岁且极为成功的人士都跑到伦敦西区(West End)成立自己的公司了。若不是这样，那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过量注射Botox（一种去除皱纹的药物）。

此外，还有一种流行病在此蔓延：黑莓(译者注：一种电子邮件接收设备)流行病(BlackBerry pandemic)。当我离开金融城时，黑莓还一种相当新鲜的东西，资深的美国同事在会议期间会紧锁眉头问别人怎么用这玩意儿（没有人完全明白如何使用这种该死的东西）。

现在，如果你不使用最新款黑莓的话，你就等于完全不存在。拥有“树莓”(raspberry) （我通常会这么称呼黑莓）似乎是最酷的事情。但实际上，整个“树莓拜物教”却将我们与公司更紧密联系起来。一位工作狂同事最近承认，办公室的紧急电话无时无刻不在跟随着你，甚至在洗澡的时候。

千禧年来临之时，金丝雀码头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狂风肆虐的荒地，而在如今，随便一个星期四的晚上，这里都比Soho区还要热闹。在这样一个干预时期(intervening period)，大型投行（包括汇丰银行(HSBC)和巴克莱(Barclays)）纷纷迁移至此；在高峰时段，购物中心人满为患，你需要用胳膊推搡着挤过人群。但人群中不再只是西装革履的银行家，还有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以及梳着炫酷发型、脚蹬运动鞋、身穿牛仔裤的年轻人。

有什么没变呢？人们议论纷纷的依然是大宗交易和巨额奖金，因为银行家们的好日子又回来了。此外，尽管大家口头上都讲得冠冕堂皇，但这里的竞争依然激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尽管多数同事都很可爱，但弥漫于金融界的傲慢和自满有时仍然会让我震惊。

人们基本上认为：钱就在那儿等你去拿。配备司机的豪华轿车、私人飞机以及昂贵到近乎荒诞程度的商务餐，这就是那个世界的全部。

但是，离开金融城，在真实世界里生活了4年之后，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也许仅仅是因为年岁大些了，更智慧了些吧。然而，离开了投资银行业的绚烂、亢奋和快乐后，我确实变得更有自知之明了。

因此，我很难激发起这次重返工作岗位所需的热情、活力和承诺。我希望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我不愿向企业风气低头。总之，我不想再次成为工资奴隶。

“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我最亲密的女性朋友对我说，她也成了金融城的逃兵。“20多岁时，我每天早上6点都要穿着短裙和细跟高跟鞋奔向地铁，不顾一切地冲向我的办公桌。现在，我甚至都没有一双细跟高跟鞋，而且，只要想到要在上午9点半以前到达哪个地方，我就会神经衰弱。”

因此，今年1月份，我再度离开了金融城。作为一个无需供养别人且没有房贷压力的单身女人，我可以说：“我已经受够了”。

也许，这只是生命中的一个不同阶段，或者这是一种不断向前的原始本能的体现。毕竟，一个结束往往伴随着新的开始。

作者曾任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董事总经理，目前是《欧洲货币》(Euromoney)杂志的专栏作家。

（ 作者：艾比桂•霍夫曼(Abigail Hofman) 2006年3月7日 星期二 译者/梁艳梅 陈家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