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举行的2006年“人大”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中央政策将着力点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向农村、社会事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2005-2010期间的新增财政收入(我们预计这五年财 政收入将增加68%)的大部分，将被安排用于这几个方面。
中国政府2006年的宏观预期目标是，GDP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3%，城镇新增就业人口900万，同时继续维持稳定的信贷和汇率政策。温家宝总理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财政收入好转
2005年财政收入3.134万亿元，占GDP的17.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在过去四年间一直保持在55：45。2000-2005期间，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8.5%，是名义GDP增长率的1.4倍；相比之下，1995-2000年期间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6.5%，是名义GDP增长率的1.6倍。
中国财政收入在1995年降到最低水平，只占GDP的10.3%；2005年恢复到占GDP的17.3%的水平。这种财政收入境况的好转，主要是由于增值税征收得力。中国的税收结构对直接税种的依存度至今依然非常低，对增值税等个别间接税种的过度依赖，使国家税收收入波动很大。
中国2005年安排中央财政赤字3000亿元，占GDP的1.6%。2005年上半年增值税出口退税比2004年上半年增长了1044亿元。真实预算状况显然比预先拟定的财政赤字安排要好得多。政府2006年拟安排预算赤字2950亿元，约占GDP的1.5%。
从支出方面来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70%。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比和财政支出占比很不相称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将主要来自东部沿海出口省份的税收收入，拿来对内地省份进行财政补贴。
中国的财富大多数由沿海省份创造。我认为在国家财政支持重点转向农村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挑战是，怎样做到不再将沿海省份的税收收入作为补贴农村的资金来源。中国能够也应该通过增加政府向公众的贷款，以举债所得资金来支持农村和其他社会事业。
政策向农村地区倾斜
我认为，农村地区的稳定，是中国未来五年发展的最大挑战。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城乡贸易量下降，以及农业生产力滞后。劳动力相对土地的比例非常高，这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的各种问题很难真正解决。
2006年政府安排支农预算资金3400亿元，占GDP的1.7%，比上年增加14%。这笔资金相当于2005年农业领域GDP的15%。中国农业人口达7.45亿，这笔支农资金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只有456元，相对来说比较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口号下的农村发展战略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投入，提高农业生产力。交通部上月公布，2006年至2010年期间将投入1.2万亿元用于农村道路建设。另一个投资领域是水利设施。
其次是提高农村青年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相对于城市地区有所下降。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村青年在城市的发展。“十一五”期间政府将投入2180亿元用于农村地区教育。
第三，对农民发放资金补贴，提高农村整体生活水平。大多数村庄都是旧房；农村地区医疗不仅价格太贵，而且质量很差。中央政府2006年将投入47亿元用来支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是2005年投入资金的7倍。
在我看来，决定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成败的不是投入资金的多少，而是农村的制度效力。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政府将对主要集中在建筑、土地交易、药品贸易以及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商业性腐败发起反腐运动。尽管反腐运动可能会暂时提高行政效率，但我认为要真正使支农资金花在刀刃上，中国仍然急需改革现行农村体制。
医疗、教育和住房改革
医疗、教育以及住房，已经成为引发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十年之前，这三个方面的开销基本上由国有企业或政府承担，但是到今天，它们已经成为城市家庭最大的开支项目。
以前的医疗和教育改革有着严重的缺陷。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一方面已经给学校和医院以灵活定价的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却仍然没有引入有效的市场竞争以保证低价格。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中国政府去年所做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上止步不前。
尽管人们对于这些改革的弊端已经有广泛认识，但是政府并没有拿出有力措施来改革体制弊端。温总理在报告中提到，医疗和教育都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政府对这种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政策反应，是发动一场反腐运动。但是在我看来，这并非解决问题的长期方案。
房价过高可能是如今争议最大的社会问题。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具有合理价格的楼市是经济健康的基础。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仍让普通消费者难以望其项背，而与此同时却有大片楼房处于闲置状态。总理在报告中再次强调，需要把房地产开发重点转向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但是政府至今并未制定出落实这个问题的具体调整政策。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
温总理报告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主题，是推进中国现行发展模式从数量驱动型向质量驱动型转变。数量驱动表现在过度依赖投资、能源利用低效以及高污染等方面。
温总理提到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价格下降、库存积压以及利润降低等，明确指出要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进行控制。但他同时也强调，在宏观调控上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从总体上判断，中国在对新建项目进行审批时仍将保持谨慎态度，但应该不会再采取新的紧缩政策。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政策导向之下，固定投资减缓的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相比去年的25.7%将会大幅降低，我认为可能降至15%。
“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要将单位GDP能耗降低4%。政府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能否在不提高能源价格的情况之下实现，尚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