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将更多依赖内需的增长而不是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昨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E. Stiglitz）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两会”解读讨论会上指出，“转向内需对中国来说是明智之举。”
　　
　　资金只是抑制了国内消费的因素之一。斯蒂格利茨教授称，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强大的公共医疗体系，可以减少谨慎性储蓄。建立强大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少退休的谨慎性储蓄。建立强大的国家失业保险体系也可以减少谨慎性储蓄。
　　
　　斯蒂格利茨教授表示，中国“过度储蓄”的问题会很快消失，中国届时应该准确好调整政策；今天推出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以便随着经济的需求改变而相应调整。
　　
　　
　　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４６％，居民储蓄存款１４万亿元，企业存款１０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老百姓不敢花钱是重要原因。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市场保障体系建立的速度还要快。”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同时，农村健康和教育服务的退步不但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也提高了储蓄的动机。家庭必须存钱支付子女未来的教育费用和防备突然的医疗需求。”
　　
　　斯蒂格利茨教授称，在西方，有人担心过分强大而设计不合理的公共保障体系导致了储蓄的减少和激励的减弱。但中国却是另一个极端。
　　
　　“显然，我们要把握平衡。”斯蒂格利茨教授表示，有一些办法可以取得平衡。新加坡的强制公积金有联合的个人帐户，资金可以用于多种需求。
　　
　　“在高收入的城市地区，补充性的保险市场仍然会起到作用。”斯蒂格利茨教授补充道，“但如果要避免这些市场常见的问题，就需要严密监管。”
　　
　　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中国在鼓励国内消费中的问题是其他国家羡慕的。这给政策提供了进一步依据，比如加强社会保障，这在任何情况下也应该重视，“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和高效社会所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