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法律框架中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颁布的三项相关规定，其中阐述了国内及外资金融机构识别和报告洗钱活动的指导方针。一般情况下应该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涉及外汇交易时，须报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如果金融机构认为犯罪行为已经发生，还必须通知公安机关。
这种法律框架存在着诸多缺陷。首先，报告可疑交易的义务，与交易的规模和频率挂钩，并且针对传统的金融活动；其次，触发报告义务的门槛相对较高，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轻松地避免；第三，没有规定一个必须上报的核心权威机构，有违简化信息流程和信息共享的本意。
中国目前拥有政府间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的观察员身份。要想获得正式成员资格（这是中国政府与FATF的共同愿望），新立法的出台是剩下的最后一个障碍。
目前这些立法正在制订之中，但它们能否有效防范中国大陆地区的洗钱活动却仍需观察。据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估计，大陆地区每年的洗钱规模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与亚洲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中国政府打击洗钱活动的能力也面临独特的考验。举例来说，许多人生活在偏远地区，从未与金融系统打过交道，离他们最近的银行也有好几里地。而且，有很多成本相对低廉的汇款途径，程序也不那么官僚，能够把资金从国内的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国外。这就是在中国被称作“飞钱”的哈瓦拉体系(hawala system），该系统可以使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非正式地转移，而无须实际转账或电汇。
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目前哈瓦拉体系仍是金融体系之外遣返资金的重要途径。但这也为洗钱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哈瓦拉体系已运行了数百年，认为立法能够遏制这个体系，恐怕有些不切实际。
对于打击洗钱活动而言，适当的立法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像中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在这方面也只能有如此的进展。
本文作者是海陆国际律师事务所(Heller Ehrman)香港合伙人
（作者：海陆国际律师事务所香港合伙人 费万豪(Michael Phillips) 2006年3月17日 星期五 译者/刘彦 陈家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