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如今的中国各种论坛多如牛毛，邀请一两位或几位世界经济圈中的顶尖级人物出席并不难，但要想同时吸引海外４０多位这样的人物参加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在这些人的时间表上，在一年的２００多个工作日中，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是很宝贵的，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正式会期一般需要两天，加上往返路途，至少需要四五天。即便这样，他们仍然乐此不疲。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一个论坛如此钟情？难道中国的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就那么有吸引力？在他们参加今年年会的前夕，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用电子邮件把这些问题摆在这些代表面前。一直对中国有浓厚感情的庞约翰爵士第一个有了回音，很快，爱德华·米其林、史蒂芬·罗奇的回答也来了。
对这些与会代表来说，乐意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理由是多重的。
“对于论坛的海外代表来说，参加论坛是一种荣幸。我们很荣幸可以直接听到政府部长和官员的意见。我们很荣幸可以和政府主要的决策者讨论政策问题。我们也很荣幸能了解中国的发展方向。”曾在北京一个四合院住过一天的庞约翰爵士的这句话在海外代表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当然，参与既是荣幸也有义务。作为海外代表，我们不仅仅是坐着听讲，而是要尽我们的责任，献计献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同时，与会者认为这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次绝佳机会。爱德华·米其林参加第一次发展论坛时不足４０岁，当时他就是米其林集团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如今仍然是论坛上最年轻的ＣＥＯ，他的答复与他的年龄相称地直截了当，“这是了解中国战略部署的一个独特而且很重要的机会，实际上就是从中国决策者本人那里直接了解信息。很少有人能有这种机会，所以我是不会错过的。”
而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积极参与者的史蒂芬·罗奇则在答复中表示，论坛促使他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以及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令我受益匪浅。”一直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罗奇每年都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章问世，他曾在２００１年的论坛上，与另外两名代表一起接受总理会见时，谈了他们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回美国后他把他的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后来的局势正如他之所料。
“就我的经验而言，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一个策划和组织工作都非常成功的国际会议。论坛为经济商业领域内的中外方高层权威人士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交流机会，让大家一起探讨中国近期的经济政策，分析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前任美中商会主席柯白说。柯白的这番话是有感而发。他曾在一次发展论坛上对中国的农业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对他的问题一一细致作答，他后来回忆说，这对他回国后在国会游说通过有利于中国的政策有很大帮助。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重发展论坛的交流平台作用。用柯白的话说：“会议以及会议安排的高品位的社交活动提供了与中外友人重续友谊的重要机会，这本身就对国际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司徒慕德则在答复中表示，他认为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促进了世界各方的企业界、学术机构人士与中国政府领导人、高层官员和学术界之间的交流对话。论坛讨论的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初次参加发展论坛时，司徒慕德的身份还是壳牌集团董事长，当他出任世界三大矿业集团之一的英美资源集团董事长，在交接时，他对壳牌的董事长建议，一定要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因为这个论坛， “讨论气氛也十分坦城和公开。通过参加会议和相互讨论，我们更全面的了解了中国及其政策，使我们企业界人士在中国能制定更恰当的商业发展策略。”果然，壳牌公司的最高领导也成为发展论坛的常客。
罗奇说，论坛结构的设置很好地促进了高级政府官员、中国专家和我们这些国际代表之间的交流。论坛中的讨论质量相当高——热烈、坦率、极富启发性，就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提供了很多深刻的看法，这是该论坛区别其他论坛的不同之处。
此外，“论坛的时机也把握得很好，举行时间正好在三月全国人大会议之后，这样论坛就可以向外界介绍中国出台或修改的新政策。”司徒慕德说。
在这样多的吸引力之下，论坛成为许多代表无论如何都要参加的会议。庞约翰爵士说：“中国面对的机会是如此广阔，使这一论坛成为我每年要参加的最为重要的会议。”柯白则说，论坛在他的日程安排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本文采写得到中国发展论坛承办单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大力协助，在此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