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刘国光先生的团队出场。从市场的失效论证到计划的必要，虽然有极端与温和之分：极端派主张全盘计划，温和派主张以计划弥补市场之不足。两者殊途同归：因为温和的计划派实际上很难划分政府到底在什么地方有必要出手调控资源，而从方法论而言，一旦主要资源由计划配置，那么，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计划路径的扩大。
由于温和派的观点包裹着理想的糖衣，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刘国光先生设定的计划定义是：“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的有效调控干预，对市场的缺陷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并将市场的作用限定于五个方面，主要用于疗治市场的负外部性。
诚如刘国光先生所言，作为经济制度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前提下的“计划调节”不能混为一谈，但计划对于市场竞争、资源配置的干涉，也不应该与政府对于社会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混为一谈。计划的含义只能立足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方法，而不应该将外延无限扩大，若非如此，计划将成为一切有序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代名词。
如利用央行调节总需求、总供给，我们不能说运用利率手段进行调控的美联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同样，我们也不能将政府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给予弱势阶层最低生活保障视作计划的成果。刘国光所主张的“计划”多数属于政府应尽的维护市场、建立社会基本规范与基础设施的职责，是政府作为“守夜人”的份内之事。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需要政府，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保障公平竞争、并能有效扼制负外部性的法律框架，市场就无法正常发展。
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即资源配置主要应该是由市场竞争决定，还是由行政计划决定？为什么？很可惜，刘国光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他给我们上了一份由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原料掺杂在一起的梦想大餐。
一些人相信有一个理想方案，即以市场为主，而由计划对市场力所不逮之处进行调节。这一美妙的理想境界由于无法实现，因而是虚弱的。
到目前为止，人类并未找到一个很好的渠道将市场与计划捏合起来，使资源配置处于绝对合理状态，人与人之间处于绝对平等状态。正如历史经验已经昭示的，当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急于完成赶英超美的理想、集全国资源进行伟大的乌托邦实践时，经济反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从现实来看，维持市场公平竞争所急需的反垄断法迟迟无法出台，这里面既有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角逐与观念分歧的成份，有国外垄断公司的游说，不可否认，由计划安排而诞生的大型垄断国企也“功不可没”。
1945年4月22日，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应邀与芝加哥大学的两位赞同计划的教授，在NBC广播公司的节目里公开辩论。哈耶克明确区分了政府职责与计划配置资源之间的本质区别，并指出在资源配置的意义上，由计划取代企业将导致可悲的结果。虽然当时两位“计划”教授声势逼人，但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证明，哈耶克并非浪得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