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头是大厅房那部分，尤其是从日本借来的早年流失的国宝。其中大事宣传的是王羲之的《丧乱帖》，香港的报章说是羲之遗留下来的唯一书法真迹，上海展出的附文却说是双钩填墨。据我的理解，双钩填墨可以复制得唯肖唯妙，但专家不难看出来。这样，逸少没有一幅真迹书法留存到今天。说不定有朝一日，北京会好奇地把唐太宗的墓打开，找出那传说中跟着他陪葬的《兰亭集序》的真迹。是令人向往的故事：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以玉盒保存着，跟太宗一起埋到土里去。
从日本借来展出的珍品不少。拓本与价值不菲的摹本不论，有传说（无署名）是唐代贺知章的《草书考经卷》，支持着我认为中国古时的文人没有一个不是书法家的看法。有北宋蔡襄的诗卷，支持着蔡襄写不过蔡京，但因为蔡京是坏人，后人把蔡襄放进宋四家。有苏轼写的李白诗卷，支持着他的《黄州寒食诗》书法近于黄庭坚所说，苏子再写不会写得那么好。有黄庭坚写的《王长者墓志铭》，支持着山谷虽然以大草名满天下，行书也了不起。有三件北宋米芾的真迹，其中《虹县诗卷》最重要，振迅天真，沉着痛快（米氏对书法的要求）。行书写到《虹县诗卷》那个境界数世纪一见。此帖我临摹了一年，之后凡是要学书法的我必推荐。字够大，印制看得清楚，不会受到拓本的误导。初学书法时我搜集了所有米芾的大字真迹（印刷本）而入手临摹，只有几百个字，就是印制的也一字值千金了。
中日书法大比并，谁胜谁负是个有趣话题。展出的日本第一把手无疑是藤原行成（九七二——一○二七），是北宋初期的人，写王羲之字体写得非常好，结字了得，变化也多，可惜自己的风格不明显，面目有所欠奉。与同期的宋四家相比，以深度论英雄，藤原行成写不过其中三家。这就带来我要说了很久的话：搞艺术要有深度，而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自己的风格，本领再高，青出于蓝，深度还是他人的。这是搞艺术的困难：无面目与刻意地创风格，皆不可取，而走对了路向又要讲深度，论变化，谈何容易！
跳到明代末期，中国的书法明显地高于日本。那时在中国，同年同日生存过的有六位师级人物：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各自成家，面目不同，是唐宋之后中国书法的一个高峰期，了不起，可惜是最后一个。实不相瞒，比起日本同期的书法，中国胜出很多。
跟着的中日书法大比并，上海博物馆这次展出没有交代。我的意识是王铎之后，神州大地再没有举足轻重的书法大师出现过。清代重视隶书，而有大成如金农，写不出王铎的深度与变化。日本呢？他们拜王铎、倪元璐等为师，临摹得好，其中的表表者有自己的面目。今天，书法上，东洋鬼子是把炎黄子孙比下去了。
回顾历史，单从书法看，中国人比日本人较有创意是我的看法。但从重要的临摹前贤之作入手，中国人比不上日本人那样认真。基础不足而走创新之路，很容易败下阵来。
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