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边沁（J. Bentham，1748-1832）认为，“幸福（happiness）”或“功利（utility）”是可以衡量的。他进而推断，改进社会的原则应该是谋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此后，边沁的功利原则就广泛传播，不仅成为政治家挂在嘴边的口号，还成为老百姓默认的道德标准。
那么，“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究竟是指什么？我们不妨先大胆地假定边沁是对的，即幸福可以衡量、累加和比较，然后举几个特例来分析。
假设社会共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甲，乙，丙}，其幸福程度分别是{2, 3, 4}。第一种情况，假设三个人的幸福将要变成{1, 2, 8}, 其中甲和乙的幸福减少了，但丙的幸福却大幅提高，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值增加。这与“……者掠夺天下”的社会变革类似。“幸福人数”减少，但“幸福总量”增加，这符合边沁原则吗？答案是不确定。
第二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 3, 4}变为{3, 4, 1}，即甲和乙的幸福都得到提高，而丙的幸福却大幅下降，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值也下降了。这与“劫富济贫”的社会变革类似。“幸福总量”减少，但“幸福人数”增加，这符合边沁原则吗？答案也是不确定。
第三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 3, 4}变为{4, 6, _ }，即甲和乙都得到了显著改善，以致全社会的幸福总值增加，但丙被赶出了社会。这与“清理三无人员”的做法类似。“幸福总量”和“幸福人数”都同时增加了，但一部分人被完全忽略不计，这符合边沁原则吗？不确定。
有人说：你提的例子都太极端，边沁指的是从{2, 3, 4}变为{4, 6, 8}，即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有所增加的情况，这才符合边沁所说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是的，这似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即使是这样，也还会有人不满。为什么？因为不公平！在这种貌似皆大欢喜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丙增加了4，而甲和乙却只增加了2和3。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人们的幸福不仅建立在自己是否幸福上，还往往建立在与别人的攀比上**。换言之，即使每个人的处境都得到了改善，也还是未必满足边沁原则。
与此相关，我们常常听到一种似乎睿智的说法，叫“只要机会平等、不要结局平等”。听起来不错。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才算“结局”、什么才算“机会”？
以教育为例。富人的孩子从小就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到了大学招生，若按成绩录取，就忽视了孩子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机会的不等；反过来，大学若优待贫困学生，便违背了以成绩为标准的机会平等。进一步说，若不能让每个人都拿到大学文凭，那么在职场上的“机会平等”又从何谈起？
毕竟，昨天的“结果”影响今天的“机会”，今天的“机会”又影响明天的“结果”，这样环环相扣，谁能分辨“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同样，“幸福程度”和“幸福人数”是不同的目标，而不同目标不能同时追求最大化，因此“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注定是句空洞口号。若以空洞口号作为社会改革的准绳，就是哈耶克（F. A. Hayek）所说的“致命的自负”了。
注释：
* “the greatest amount of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ople”, from Bentham, Jerem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Holmes Beach, Fla.: Gaunt, 2001.
** 路德维希·米塞斯，1994，《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3月21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