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马苏尔·阿赫马承认，中国因素是整个议程的“核心话题”。
在9月18日的中国—东盟特别高官会议上，马苏尔·阿赫马透露，此次“10＋1”会议，双方将就货物贸易、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及服务贸易问题签署3个协议，协议将在明年实施。
“万象会议，等于是自贸区火箭升空前的引擎打火。”商务部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CAFTA)2002年启动，数年来双方提出了一揽子协议，此次有望获得一个“总解决”：中方愿意就《东南亚无核区条约》和中国-东盟贸易争端签署最终议定书，作为回报，东盟正式宣布弃用中国加入WTO时的“三个条款”，确保CAFTA建设2005年全面启动。
“我从来没有看过东南亚面临这么大的转型，同时又对各种观念如此开放。”美国-东协商会会长包尔Ernest Z.Bower说。他认为，中国正在东南亚建立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只管地区事务，不理会世界强权斗争。
以贸易达成周边和睦
“整个政策思路，均带有早期收获色彩。通过让出国内部分市场、资金，促成CAFTA的早日运行。”广西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古小松对我国当前东盟政策这样评估。
古小松称，东盟诸国产品结构和我国南方相类，1997年中国、东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以来，我国对东盟出口一直呈逆差态势，2000年为48.3亿逆差美元，到了2003年则增长到164亿美元。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近600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些商品中我方竞争力弱于东盟，估计逆差将超过200亿。
古认为，以贸易逆差换取周边和睦，体现了中国“周边是首要”的睦邻苦心。
然而，对双方贸易的顺逆态势，东盟方面另有判断。
“中国的出口将更多一点。”马苏尔·阿赫马推算，CAFTA将使东盟对中国出口增长48%，而中国对东盟出口将增长55.1%。
至于议论纷纷的“早期收获”一说，马苏尔·阿赫马称，截至今年7月，整个计划涉及贸易额仅为11.1亿美元，其中东盟对中国出口6.8亿美元，“大家一半对一半”。
“中国要安全，双边贸易额还需大幅度提升。”在调任中国驻日大使之前，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出席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汇报会，对当前双方低水平贸易状态下的犄角之争深表忧虑。
东盟10国国际贸易总量7500亿美元，去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达780亿美元，“对中国的依存程度，已明显高于对美日的依存程度。”“但这还远远不够。”
王毅认为，不论从地缘关系判断，还是从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来分析，就我国国际战略安全保障而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至少应占东盟对外贸易总额的1／3，静态测算2500亿美元以上。
“我们可以打的国际牌已经不多。”王毅称，环顾四周，东、西、北三方都是强邻和大邻，只能实施大国外交策略；我国真正可以施加影响、发挥主动作用的地区，只有南边的东盟10国。
问题在于，美日等大国在该地区经营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日本甚至把东南亚视为“经济后院”。美日紧紧盯住这一地区，是出于从南部和东北部向整个亚洲扩张的战略考虑，目的是扼住中国的海上通道。
“中央为此做了艰苦努力。”王毅称，近年来我国领导人亲自出面做东盟各国的工作，在改善双方政治关系方面连续迈出几大步，由起初的全面对话上升到睦邻友好，去年又进一步上升到战略伙伴。
“但是，经济关系上不去，政治关系即使一时上去了，也很难长久。”王毅称，这正是中国力推“10＋1”的核心原因所在。
“C-P-C通道”布局
搭建CAFTA平台后，市场力量会否顺着国家意图，将中国—东盟贸易推至2500亿美元这个“既定目标”？
古小松的建议是：培育与东盟各国的互信关系，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操作中切忌带有过于明显的政治意图，“经济牌”尽可能纯，政治目的尽可能经济化处理。
古小松承认，他的思路，来源于华南经济圈(内地华南地区与港、澳、台)生成模式的启发。
华南经济圈是一种未经过制度性安排的非正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本质上属于一种自然经济区。由于不存在正式的政府间协定和正式体制安排，华南经济圈在形成过程中避免了区域合作的许多难题，例如降低关税问题，贸易协调问题以及有关的贸易规则和法律制度问题，在操作上易于启动和推进。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目前的东盟政策，操作上确实带有非正式区域经济合作色彩，双边摩擦尽可能不上升到国家层面；一些举措即便是国家安排，也以市场色彩为主。
对广西学者的次区域合作观点，广东社科院副研究员姚立不否认其合理性，但强调，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更根本的推动力还是来自于国家层面，“11月底万象会议多项协议的签订，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姚立称，如果仅仅是次区域合作，缺乏来自政府间的正式安排和高层协调，其合作是不稳定的，很难在社会上下形成协同力量。对一些需要超越市场，运用理性的战略布局问题进行处理和调整，特别是当全面涉及到区域内外贸易、服务、基础设施的协调规划与投资时，这种合作方式便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于是国家推出了‘C-P-C通道’开放方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冯苏宝解释，中国加入WTO以后，2003年一年之间，从《关于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签署到CAFTA实质性启动，再到泛珠江区域经济合作组织(PECO)的出笼，CEPA、PECO、CAFTA三大政策迅速形成一种类似通道、走廊的区域一体化态势，学界称之为“C-P-C通道”经济。
冯苏宝认为，“C-P-C通道”经济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西部开发战略和能源战略(包括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能源)的一种全新形态，给原来的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增长合作模式带来革命性变数。
冯苏宝的观点得到一个重要事态的对应。
10月6日至7日，温家宝访越并发表了“中越联合公报”，宣布中越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工作如期完成，并对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于2004年6月30日生效表示满意，作为一项实质性政策推进，“两廊一圈”计划进入了“联合公报”。
该方案由越南总理潘文凯提出。所谓“两廊”，是指国内两条通往越南广宁的经济走廊。一条是广西线，其走势是南宁—凭祥—谅山—河内—海防—广宁；另一条云南线，其走势是昆明—河口—老街—河内—海防—广宁；所谓“一圈”，是指环北部湾经济圈，涵盖范围包括越南海防，海南的海口、三亚，广东湛江，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冯苏宝认为，整个计划，明显带有与PECO、CEPA对接的倾向。
“CEPA和CAFTA，把中国和东盟紧紧地拴在一起。”王毅说，这一制度安排，不仅仅是出于双边经济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促使双方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西南分院副院长周毅认为，中央通过PECO，将CEPA和CAFTA相应连接起来，目的就是要形成泛珠一体化的态势，令C-P-C通道与东盟经济发展形成“落差”，促成东盟向中国靠拢，达到国家政治取向和地方市场发展的辩证效果。
“滇桂两省区的经济弱势，正好令其放下包袱，打造一条内地、东盟和香港之间无贸易障碍的C-P-C通道。”周毅称，在这里他借用了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的观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东盟与滇桂的合作，主要是解决内陆出海通道，广西、云南出海通道之争，就是东盟方面不同利益取向在中国国内的表现，“而这也是CAFTA明年启动后第一阶段的核心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