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隔半个世纪左右，就会有一种能促使人们坐下来聆听的政治主张横空出世。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例，它几乎持续到20世纪末，由于行不通而最终失败。纳粹主义的遭遇差得多，因为它的成果只能通过战争得到，对他人造成极为惨痛的代价。最终，基地组织也将面临类似命运。

但当国际政治焦点大多集中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拉克问题上时，另一套经济政治体系已开始在美洲各国接受考验，最终可能会对西方民主思想构成严峻挑战。

在“和平崛起”(peaceful rising)的口号下，中国正将自己作为摆脱贫困的典范，“推销”给非洲和拉美。这些努力正在拉美各国政府中产生共鸣。拉美国家一方面看到中国的跳跃式发展，另一方面看到本身经济发展停滞，还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训诫和援助机构居高临下的对待。20年前的中国穷人如今正为首次购房而申请按揭，而其它地区的人们仍在为一双鞋而挣扎。

不可避免的是，关于中国行事方式优缺点的辩论将会愈演愈烈。但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将作何反应。中国也许声称东亚是其后院。非洲需要它能得到的任何新点子。但拉美则另当别论。早在1823年，当一连串拉美国家刚刚摆脱西班牙获得独立时，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就提出所谓“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以防止拉美再次沦为欧洲殖民地。

当时，由于担心法国、俄国和西班牙会相互勾结，将新独立的国家重新变为殖民地，门罗主义规定，欧洲国家试图影响“新世界”的举动，将被视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欧洲威胁消失后，门罗主义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冷战期间，这一政策被猛烈地用到苏联身上，用以反制苏联对古巴、格林纳达、智利和尼加拉瓜等国家施加影响。

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当今拉美选民倾向于选出对美国持怀疑态度的左翼领导人，从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到较为温和的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下一个考验将是4月9日举行的秘鲁大选，退役陆军军官、民族主义者奥兰塔·胡马拉(Ollanta Humala)目前在总统大选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

对某些美国议员和决策者而言，贫穷社会、左翼运动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等因素加在一起，已构成重新实施门罗主义的充分理由，目的是扼制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始终在门罗主义的框架下看待拉美问题，”负责西半球事务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丹·伯顿(Dan Burton)表示。“我们有我们的关切：查韦斯、卡斯特罗(Castro)、奥尔特加(Ortega)、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Morales)及他们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关系……我们对此必须予以特别关注。”

如果拉美不想发现自己是缺乏安全感的美国与日趋自信的中国之间的试验场，美国国会在中国问题例行听证会上表露的这一冷战幻影必须加以应对。在美国阴谋论者眼里，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低估的人民币币值、对美国制造业职位的吸收、以及日益增大的海外投资，已经有可能被刻画成中国征服世界的总体计划。人们不确定中国到底能实现什么。中国几乎半数的对外直接投资正流向拉美，中国政府还承诺在5年内把这一数字提高到1000亿美元。中国与拉美国家已经商定在钢铁、运输及能源领域建立合资企业，军事交流也在增加。

这些发展都不应引发美国关切，除非人们考虑到北京在社会治理方式上根深蒂固且仍未解决的分歧。在美国，这些分歧通过选举来解决。中国则以结束贫穷为解决分歧的手段。

中美两国政府必须扩大对话机会。一年之后或许为时已晚。就美国而言，应该向中国表明，如果它希望避免门罗主义卷土重来，它在拉美地区不应逾越的界线。这种界线最有可能位于军事领域。而对中国来说，它必须展现充分证据，使自己不致被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

此外，双方政府还必须努力平息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呼声。双方政府应该同意（哪怕是私底下同意），目前所谓“中国模式”曾被美国用来在亚洲台湾、韩国和拉美智利创建成功的经济，即缺乏民主的专制统治下的有效体制。如果事情失去控制，冷战再次升温，那会出现一种曲折。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之一，美国商店也依赖中国货物。“同归于尽”(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概念可能死灰复燃——但这种浩劫将源于经济层面，而非核战争。

本文作者为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及亚洲事务专家，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Third World War)作者。

( 作者：汉弗莱·霍克斯利(Humphrey Hawksley) 2006年4月7日 星期五 译者/梁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