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我有机会到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总部考察，在与多个业务部门会谈交流完毕之后，美联储的官员特地带我们到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的专用会议室看看。那是一间十分普通的会议室，中间一张大型圆桌，周围的靠椅背后用一个小块的铜牌刻有每位参与会议的委员的名字，我和几位同去的朋友还分别选择不同的委员的靠椅拍照，不少人自然选择了格林斯潘的靠椅（当然现在这个靠椅的背后的名字应当改成伯南克了）。送我们出来的美联储官员正好是分管外资银行的，外资银行要进入美国市场，美联储也是重要的一个审核环节。正由于此，这位美联储官员到过不少国家，包括中国。她说，她陪同格林斯潘到中国，觉得中国的公众简直把格林斯潘当作一个超级歌星来追捧，他们同行者觉得十分意外和惊讶。
谈到格林斯潘，往往容易关注他“有为”的时候，他在特定的危机环节的果断和敏锐，让人记忆犹新；但是，我们总是容易忽视他“无为”的时候，特别是考虑到格林斯潘在18年来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和市场影响力，他在一系列重大的判断和选择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市场的谦卑与尊重，更让人印象深刻。在强调政府干预的论者看来，在许多场合，格林斯潘简直是有些“不作为”了。
在领导美国经济的18年中，格林斯潘犹如一个高明的调音师，当美国经济的琴弦绷得太紧或显得太松的时候及早进行调整，以使美国经济始终保持和谐的最佳音调。
如果把政府和市场比喻成两位舞伴的话，位高权重的格林斯潘很少让政府独舞，处处显示出对市场这位舞伴的尊重。
例如对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争论，格林斯潘说：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泡沫，如果想要刺破这个泡沫，就要先想好药方。
在回顾自己在美联储任职期间的18年工作时，格林斯潘表示，他所做的，实际上无非只是极力增强美国经济的灵活性，使美国经济在遭遇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测的动荡时能够自我及时调节，使得市场机制能够及时发挥作用，经受多种冲击，除此之外并没有做什么。他既不能预测到“9·11”的冲击，也不能避免高科技泡沫的破灭。这让我们既看到格林斯潘的谦卑，也可以看到他对市场的尊重与敬畏。
一场双人舞因为和谐才赏心悦目。而在市场发育还不是十分完善的时候，管制往往更容易大行其道，特别是在宏观调控时期，往往是行政管制和低效率审批、干预市场正常运行的行为最容易借“宏观调控”之名而行的时期。
房地产泡沫在中国也一直是不断争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容易被反复炒作的主题。在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作出判断之前，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实际上还没有经历过一次完整的“增长—高峰—投资—收缩—低谷”这样的波动周期，我们还不知道房地产泡沫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中国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以及房地产市场不同层级市场（如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乃至三级市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还并不是十分清楚，一些基础的统计数据都尚付阙如。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作出任何一个判断都必须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
在对待房地产市场问题上，我们相比较而言更倾向于采用行政手段刺破这个泡沫，尽管其中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市场调控措施。刺破泡沫的结果可能造成整个行业的大起大落。而任何一个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行业，它的大起大落对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一些可能产生泡沫的真正问题并没有解决，例如土地制度、房地产融资制度等等。在建立合理的市场秩序、优化住房结构、为中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居住的层面，政府理应承担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前提是在尊重房地产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合理介入。
中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有着浓厚管制惯性。因此，容易低估市场的调节能力，高估政府的调节能力；容易夸大市场的缺陷及其影响，低估干预的成本及其危害。在许多改革的讨论与实践中，这种偏向都可以不同程度找到。殊不知，缺乏制约和监督的、不尊重市场运行规则的政府管制和干预，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往往远远大于有限的市场缺陷带来的危害。我们当然不反对必要的政府调控，但是在进行任何带有管制色彩的调控之前，我们是否可以反思一下，是否有更好的、更尊重市场的调控方案？是否不干预而让市场自我约束更为有效？
其实，作为经济学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职能，可能并不是多么学术化的理论研究，而是对这些基本的市场常识的提醒和尊重。因为有意或者无意，这些市场的常识往往容易被遗忘和丢弃，需要有独立的经济学家经常来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