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意李怡，因为在地球上活了七十年，我没有到过一个不以钱挂帅的地方。有趣的是，人们怎样讲是一回事，怎样做是另一回事——讲一套做一套是也。前者是讲钱，后者是为钱，相差可以很大，而论及以钱挂帅，应该是指做而不是指讲。
比方说，美国人很少讲钱。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五年，很少听到美国朋友互相问及收入多少。他们不讲，就是房子买了多少钱也少谈及。美国的文化，是讲钱不礼貌。然而，与美国朋友到餐馆进膳，餐后大家分帐，一毫钱也算分明。不是讲，是行为，为也。这种行为我始终不习惯。也是在美国，子女读大学要向父母借钱，是惯例，我也始终看不惯。
相比之下，炎黄子孙是慷慨得多了。过年过节，国内的朋友送礼有点发神经——为此我写过月饼盒的故事。新春大吉给孩子们的红包，动不动是百元钞票；餐馆膳后，互相抢着找钱差不多大打出手。这是另一种文化。
同意李怡，是国内的人虽然在行为上不见得格外重视金钱，但他们喜欢讲。从收入比例看，香港的朋友不及国内的慷慨，而说到讲钱国内的又一马当先。
为什么国内的人较为喜欢讲钱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友侪间不讲钱其它可讲的题材不多。在国内，宗教有约束，政治也有约束，但可以讲。问题是有约束，得个「讲」字很无聊。好比法律不准我讨个小老婆，我就讲也懒得讲。另一方面，打开国内与香港的报章比较一下，不难发觉，国内的报道远不及香港那样热闹，不及香港那样有争议性。这方面我不一定以香港为上：报道往往不尽不实，大事渲染，争取卖纸唯恐天下不乱似的。最近的「魔鬼警察」新闻是个例子。香港的朋友喜欢讲这案件，究其因，是他们没有一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传媒说得有声有色，但处处的说法不同。
炎黄子孙的文化背景相若，香港有那么多的热闹题材可以讲，口水就是那么多，钱于是少讲了。国内却反过来，不讲钱，其它题材不够过瘾。
第二个国内朋友喜欢多讲钱的原因，是竞争产出的需要。是的，到处问价，论收入，说盈亏——老土兼俗气——有减低讯息费用之效。我没有见过产出与市场的竞争有比目前中国来得更激烈的地方，而这激烈竞争是经济发展得快的主要原因。几次提及，国内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而数之不尽的行业，成行成市的热闹，简直打崩头。不是明查就要暗访，要生存你要知道行内及行外的各种价格与成本。不是说西方的市场不需要知道，而是竞争愈激烈愈要知得多，要算得比较尽。另一方面，文化有别，在西方，市场的工资或成本讯息一般是半秘密性，暗访多于明查。中国呢？懒得暗访，喜欢明查，说不说由你，是否说谎有待考证，但开口问是家常便饭。这样，讲钱就成为一种风气，一种习惯了。
在经济学者中，我是讲钱讲得最多的。因为研究的需要，深信不知世事不能解释世事。于是，数十年来在街头巷尾跑，到处问价、问成本，是到处讲钱了。不雅的行为是代价，但回报高得很：对市场现象的解释，没有谁可以跟我比一手，相近的也应该没有吧。
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