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初，像我这样的美国官员在为克林顿政府作长期预测时，都警告说，长期平均2.5%的年增长率预测过于轻率——实际的增长率可能比这一数字还要低。现在回顾过去的10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3.4%。
的确，如今美国的富裕程度比我们10年以前最大胆的预测还要高出9%，而且这还是在劳务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实现的。在美国，“新经济”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再创新高。
与美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提速相比照，同时期大洋彼岸的西欧却令人迷惑：欧洲自己的“新经济”究竟在哪儿？我们只是在北欧和其他一些零星的地方看到了新经济的火花，但从整个经济领域来看，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似乎并没有对生产量和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欧洲似乎被美国越抛越远。
然而今天如果我们再将大西洋两岸的情况进行对比，从过去10年商业新闻报道中所提供的信息来看，西欧的表现似乎比我们预期的要好。例如，西欧每工作小时的劳动生产率现在只比美国低10%。
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指出了美国GDP中的几个有趣之处。这些特点应该让美国模式的鼓吹者和欧洲模式的批评者们都有理由更谨慎。例如，由于公共交通太糟糕，所以美国人不得不买车。车辆的价值被算入了美国的GDP，但欧洲的公交系统却不是以它们对乘客的价值来计算，而是被算做了政府的成本。
同样，美国将200万人关在监狱里：建造监狱的成本和狱警的薪酬也被计入GDP。戈登教授还指出，美国更极端的气候——更寒冷的冬天（除了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和更炎热的夏天（除了华盛顿、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必然使取暖和制冷的支出增加。
所有这些计算的最终结果如何呢？西欧人的工作量比美国人少25%，而他们的社会福利（包括气候）水平却只比美国人低约15%，且他们的收入分配更平等，贫困率也更低。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欧和美国一样能将自己称为“优良社会”。
另外，从整个经济领域来看，美国和西欧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即使存在的话——也似乎并没有急剧扩大。西欧的生产率增长几乎与美国旗鼓相当，这说明新经济也正在西欧发展，只不过较为平静，不像美国那样大鸣大放罢了。
当然，所有对西欧经济形势的积极判断都必须加以注解。例如，欧洲的失业率似乎比美国高出50%。劳动力的参与率也比美国低——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人们的自愿选择，而是缺乏活力的公司和企业很难让家庭所有成年成员都外出就业。
再者，欧洲劳动生产率的数字被夸大了。这是因为劳动效率较低的潜在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要少很多。而笼罩一切的阴云则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日渐逼近的社会保险人口数量增长危机。
但哪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自身严重的经济困扰和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呢？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在一些得力的机构和良好的经济政策的协助下，取得了令人惊讶的长期经济景气。以至于到了2000年，欧洲的许多高层官员都开始害怕国际会议，因为好为人师的美国人会不断利用这种场合宣讲欧洲现在应该怎样步美国的后尘。现在，有必要在这里说明，通过社会福利的尺度，美国即使在过去10年里相对欧洲取得了一些优势，这些优势也是微乎其微。借鉴应该是双向的。（翻译／吴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