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是怎样转变的？
谈判既是对外交涉，也是内部观念变化的过程。过去谈判，认为我们的关税越高越好，保护程度越大越好。到1998年以后，发现关税很高但走私猖獗。乐凯公司的老总在《经济日报》上说：我们不怕外国竞争，就怕走私。这对我们震撼很大。把关税定得很高，实际上并没有拿到。羊毛的关税当时也很高。朱镕基总理就说，要算一下，羊毛关税降到多少，走私才无利可图。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开始谈判时，中国进口产品中有1000多种需要审批。掌握这批进口许可证发放的部门有很大的权力，要让官员们放弃手中的权力并不容易。后来把1000多种需要配额的产品，降到200多种，到入世谈判完成时，只有100多种，到2005年配额、进口许可证完全取消。
当时对汽车进口配额看得非常重，认为是保卫民族汽车工业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多年来已形成了汽车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的市场，利益很大。现在看来，在2005年取消汽车进口配额是完全正确的。不能依靠它来保护我们的汽车工业，而是应该通过市场的竞争促进市场的发展。这才是真正最好的保护。
协调难在哪里？
电信行业阻力很大。中国的电信产业长期政企不分，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电信是一家。电信的利益随着电信市场的发展，越来越明显。每个城市的电信大楼，都是很漂亮的。当时它们完全是国家保护的。当我们要开始对外开放时，遇上的阻力很大，甚至搬出“信息安全”这样的大帽子。后来我们根据调查，发现很多国家开放了电信业，国家的信息安全也并未受到威胁。 当然电信业采取的是逐步放开的政策。
除了电信，银行业也是难点之一。对外资开放银行业，当时听起来是可怕的事情。其实，银行、保险业和当地文化有很紧密的关系。中国老百姓大多愿意把钱存到本土的银行，认为就是存在政府手里。中国入世三年，外资银行的总资产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不到2%。业内估计，到2010年，外资银行会占中国银行业的10%。即使达到这个数字，对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力保哪些底线？
在证券方面的开放是最慎重的。经过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发生的情况，觉得绝不能在中国重演。外国谈判对手当时提出要中国承诺开放证券市场的时间表，要五年内实现汇率浮动。
现在很多人责怪我们当时签订的反倾销条款，但应该记得我们作出让步，是为了保留一些最基本的底线。比如坚决不承诺五年内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汇率自由浮动。如果我们当时承诺了，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全球的“热钱”都想进来。当时测算过，我们在反倾销方面的让步，只涉及整个出口的0.5％；但如果在金融方面做出承诺，就涉及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
所谓行业开放的“优先性”，考虑最多的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和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问题，像媒体、影视制作、报刊销售等。我们当时承诺开放电影院，但不允许控股，是非常小的让步。随着文化领域的发展，这些所谓的保护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另外比较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性的、利润丰厚而且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如汽车、人寿保险、基础电信等。这些领域要由国家掌握合资的主导权。
还有就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产品进口，如粮、棉、油、糖、石油、成品油、化肥、食盐、烟草，都是最重要的。
中国入世三年以来，经济承受能力已经增强。在未来新的谈判中，我们与其他成员是完全平等的，将会作出的承诺由我们自主决定，除非有些条款是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的。目前的多哈会谈主要集中在农业问题上。我们承诺的对农业的补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现在是其他国家要与中国作出一样的承诺，取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