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选择只要不对他人造成损害就值得推崇，这是个常识。然而，这一观点仍不时遭到攻击。现在考虑这一问题正合适，因为5月20日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诞辰200周年，这位哲学家的经典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仍然是对该问题的最好阐述。

上世纪80年代，由于撒切尔(Thatcher)政府以个人选择为由捍卫它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一问题变成了热门话题。只要一提到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就会有太多的评论者丧失所有的冷静(而平时他们并不这样)，他们质问：“选择有如此美妙吗？”在今天的英国，同样是这群曾向那位前保守党首相示威的人，其中一些人在成群结队地反对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令这些人生气的对象之一是：首相强调要在医疗与教育等服务方面扩大个人选择。

一些批评家质问，人们真的想要更多选择呢，还是这些服务更高的效率。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假定效率是明确的。只有当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去追求之时，他们的假定才成立。而医疗问题绝对不是这样。

 
要是人们不表明自己的价值观与取舍对象，就连衡量效率都不可能。一些人会认为最大的价值在于获得合格的会诊医生；另一些人会把隐私看得很重要。还有一些目标则包括减少候诊时间或者就近就医。病人对这些目标、对设法达到这些目标的税负成本会有不同的重视程度。一名生活简朴的病人可能把频繁动用高科技手段的快速治疗看作最高效的治疗。一名生活奢逸的人则可能认为一间宜人的病房与宽松的探望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但值得强调的是，如果要遵循“服务点免费”提供服务的原则，那么选择余地就必须有所限制。免费服务的需求可能是无限的。因此一些定量分配与取舍不可避免。各政党讨论扩大公共服务选择时，真正的意思是允许人们在多个精心挑选的一揽子方案里进行选择。就让布莱尔先生和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大胆试验这些观点吧；但我对这些做法并不会很兴奋。

还有一个更大的话题。选择是值得的，不管它是否推广了某种效率概念。它的价值在于，让人民的权力与能力免受强迫或人为障碍限制。它是西方传统的一部分，但归根到底，它无法得到严密论证，去反驳那些有着无法相容的不同价值观的人。

有些人发觉选择是个负担。但用一点想象力就可以让人代为效劳。例如，我通常在一家店铺买花，这个店替我决定各个时节最理想的花。在参加晚宴时，你可以每次坐在固定位置，避免难堪地转来转去，这样就可以表达在晚宴上的偏好。如果你不喜欢从200种麦片中去选，你完全可以找家选择范围较小的小店。

经济增长应当增加选择。但是，由于调查显示国民收入增长至一定水平后，人们并不觉得他们更加幸福，因此这种观点正受到抨击。牛津大学经济历史教授艾夫纳·奥弗(Avner Offer)在他的著作《富裕带来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提出了上述看法。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信息，让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两国态度和做法的转变有所了解。然而他最终的结论却是，选择和经济增长在现代条件下都不会促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

我们现在遇到了分歧。在我看来，让立法者或者社会科学家来告诉我们如何提高自身幸福度的做法是非常专横的。他们的目标应当是创造让人们拥有最多选择的条件。人们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人们是否会在调查问卷中表示他们比以前更幸福？这个问题虽然有趣，但并非最终标准。

有必要更进一步。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认为自由重要的人必然认同选择的重要性，但是反过来并不一定成立。你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却根本不自由。重要的是在互相同意的成年人中拥有行动和言论自由。如果你的收入增加了，但却可能因为表达与主流政治或者宗教意识形态相悖的信仰而入狱，那么这个社会是不自由的。如果你因法令，或者因官方旅行补贴数目可怜而不能出国旅行，那么这个社会也是不自由的。选择医院，甚或选择麦片粥的种类，也许没有那么重要，但这仍是自由社会的一部分。

( 作者：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 2006年4月20日 星期四  译者/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