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财经评论员：周丽君 2006-4-22
发表在《新京报》4月20日财经评论版的头条评论中，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严启发研究员撰写的《让“中国因素”成为国际市场价格因素》一文主要基于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有色金属及矿砂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等事实背景，认为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只能被动接受其它国家制定的价格，并进一步强调这一状况已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及经济安全产生严重危险，从而得出让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市场价格主要因素这一观点。
在严启发研究员思考的整个过程中，本人觉得有如下问题需要再商榷：
1．中国企业是否只能被动接受其它国家制定的价格？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又是为什么？
2．如何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及确保经济安全？
3．让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价格因素是否合理？及基于此提出如何确保中国因素与国际价格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严启发研究员对中国企业之所以被动接受其它国家制定的价格，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严文认为通过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和存在交易成本等假设，认为国际市场价格常常严重偏离实际价值，并认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大相径庭，发达国家受价格上涨影响较小。
在我看来，衡量石油对国家影响程度应当具体结合国家实际石油供给和石油消费进行分析，供需失衡，价格影响自然大。而不是简单以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一冷战遗留下来的划分模式为标准进行衡量。美国是全球最大石油消费国，油石上涨，由于短期供给有限，受影响自然是最大的，也是最被动的。总之，影响最大的不是我国，但是由于我国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化操作，使国内价格严重偏离国际价格上涨这一事实背景。得到补贴，低价刺激消费，促使多进口，国际油价也随之上升。由于政府大量补贴，使价格背离实际情况，中国被指责为促使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不利因素。确切的说，我们不是被动接受国际价格，而是主动影响国际价格，只不过遭受一片谴责而已。
其次，严文认为发达国家把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原材料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受资本和技术限制，认为对需要进口大量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在接受国际价格时很被动，并强调发达国家反应不敏感，影响不明显。
只要多关注下境外媒体有关美欧等因价格上涨而导致工人罢工、示威游行等，再与国内歌舞声平似的安逸环境进行下简单对比，就非常清楚究竟对谁的影响大。目前的确存在产业转移现象，但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就成了国际价格上涨的被动承受者。以中国为例，外资生产的产品大多销往国外，之所以我们会成为世界工厂，原因就在此。贸易总是以赢利为目的，最终承当这个成本的还是商品进入国的消费者。只不过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留了下来。
再次，严文认为我国价格被动在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了主要原材料的国际市场定价权。
如果当只有一个卖者的时候，他具有无限价格控制权。但在目前类似于石油、铁矿石等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公司所垄断的情况下，在确保中国公司不会成为因维持国家友好往来而成为牺牲品的可能时，赋予充分的独立经营权，想必公司会寻找和接受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最低进口价格，也不至于太被动。假如只存在一个买者时，因通过相互竞争确保生存而产生的寻价激励不存在，它可以接受任何价格，并以任意价格再销售。对于我国来说，我们急需警惕的是以单一买者身份出现。因为这种无效率情况很有可能在实际情况中发生。在开放政策中，不是给予某个外资优惠，而是制定完善的游戏规则，以平等态度对待所有外资并鼓励其充分竞争，也不会对跨国公司如此恐惧。
总之，在有关中国是否被动接受国际价格这点，我并不十分认同严启发研究员的看法。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就目前而言，在某些方面的确存在被动接受现象。但根源在于，我们的企业缺乏自主，并以统一口径对外交易，在大宗原材料和能源交易方面，尤其如此。这种缺乏自主和统一就能增加谈判权的看法，实质上正扭曲了价格市场形成机制。
形成国际市场价格影响因素，确保我国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严启发研究员提出五点具体要求：
其一、认为企业应当制定具有远见的行业和企业发展战略，拥有一批产、学研结合的官方或非官方智囊机构。认为在战略上的失误和反应迟钝，会落入西方陷阱。
是否有必要成立这些机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和整个行业竞争情况。另外至于防止落入他人陷阱这些的敌对思维显然不利于发展经济。在国际社会这样一个无政府状态下进行交易，关键就在于相互信任。
其二、认为有必要发展国内大宗原材料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固然重要，但对于目前缺少有效监管的市场机制下，不仅奢侈，而且不太现实。最直接最迫切的还在于形成完善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如果汇率过低，进口成本高了自然也就被动了。
其三，建立中国采购联盟。
这种家长制的市场作风最令人忌讳，通过前面市场只存在一个买者的假设，这种方式非常没有效率。在实际中也缺乏可行性。
第四，强调在源头上掌握原材料的控制权。
想必企业在产业链中进行横向或纵向整合不是由统一口径所能决定的，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五，要求企业自律，建立战略安全储备，其具体方式是让企业联合起来，避免恶性竞争和相互杀价。
企业自律非常必要，但不是联合，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有必要。
总之，在日益开放和国际秩序不断完善的全球化时代里，政府大包办思维不仅不适合国内经济发展，更不适合国际经济交往。应当切实采取放权让利措施，把国家利益具体化，注重个人和企业自身利益实现。对个体尊重，就是对人权维护，这样不仅能更好被国际社会接受，使自身不至于被动，而且更有利于提升企业效率，能更好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在国际交易量不断提高，中国因素对国际市场价格形成的影响势必明显，需求中国因素与国际价格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体现一个负责人大国的问题变得紧迫。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凭国家意识随便控制价格，转换过程中往往存在一方获益另一方损益现象，难以实现双赢。如果以牺牲国内利益为代价，也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显然这种整体性的调控思维在被称为无政府状态下坚持双赢游戏规则的国际社会行不通。
因此，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是在国际价格形成中争取更多控制权，如何更好影响国际价格走势，而是获得更多商议权，让国际价格走势更好体现自身需求。才能确保中国成为国际价格形成机制中的稳定因素。
商议价格体系形成，不仅需要与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开展有效合作，而且需要国内存在商议环境，才能确保价格变动的有效性和长期性。就微观角度而言，企业需要完善经营、管理和监督机制，就宏观而言，需要在一定游戏规则内，各个利益集团需要代言和充分讨价还价的机制和场所。
以负责任态度成为国际价格形成体系中的稳定因素，对我国下一步改革又提出了个严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