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文：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喜欢二阶俊博刚才说的荷花的比喻，我们亚洲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后，很多的荷花苗、花蕾已经冒出水面，对于博鳌，它就是充满着对亚洲的乐观的精神。我们听到曾庆红副主席说了中国发展的情况。优素福·卡拉副总统也讲了印度尼西亚的发展规划。而二阶俊博大臣代表了一种日本发展的新方式。确实，未来充满着希望，但是我们能不能保证未来真的是一帆风顺的呢？
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有一些令人忧虑的因素，就是我们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八千亿美元，今天的美国消费者，他们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起到的作用。这种巨大的逆差是由亚洲，特别是东亚、阿拉伯国家和南亚的人民所补偿的，我们从美国借款，这样美国可以消费，也可以购买和消费。因此房地产的市场就发展，而消费者信心也能够确保。但是如果基于一种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房地产的价格下降，消费者的信心下降，这个后果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在美国和欧洲，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我们不知道全球的贸易体系能不能够成功。但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强亚洲的消费，这也会有一个过程。
在史无前例的都市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有数百亿的美元投资于基础设施，优素福·卡拉副总统说到了很多投资于基础设施的方面，道路、铁路、飞机场、地铁、大学、学校、海港等防止空气污染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的建设都需要时间。而亚洲的消费可能在他们停止之前就会停止，这在历史上是出现过的。比如二十世纪的前期，从欧洲到美洲，他们就面临了一个大的经济萧条的时期。后来有些经济政策，美国经济就领导全球经济恢复增长。所以，如果全球经济没有足够的强大，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会有政治的麻烦。
汇率是重要的，我们也有了汇率的调整，但是调整必须要稳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我们需要在全亚洲的范围内，在人力资源、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而且还需要更多的投资。
去年东亚峰会召开了，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也参与到了东亚峰会当中。现在贸易投资的发展非常快速，在两三年当中中国将会取代美国，作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这只是开始。在2060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会超过2000亿美元，经济会不断发展和不断一体化，而且会领导全球的贸易历程，领导全球的经济，这是一个挑战，我们不能够犯大的错误。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在未来，中国和印度必须要起领导的作用，不仅是在国内有很好的领导，而且要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起领导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有着压力，就是要贬值人民币，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中国保持人民币币值不变。
大量的投资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政策。这样中国的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有很好的公路，印度也决定他们需要改善发展的势头。印度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已经是着手可得了。这就需要我们合作，东亚峰会要发展动态、发展信心，发展模式，刚才二阶俊博大臣说了OECD的国家需要合作。
我们需要好的中日关系，如果这两个大国没有好的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在亚洲更大范围内取得合作。如果两者之间基于互相尊重能够找到出路，不光是为自己，而且也是为亚洲和世界的未来。我们还要引入到印度等国家里面，这样印度也可以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各位都知道，今天东亚峰会的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一共达到9万亿元，美国的GDP是12.4万亿，欧盟是13.3万亿，再过十年，整个东亚峰会国家的GDP能够至少达到美国的GDP数量。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亚洲在今后，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在整个世界的自由贸易方面，它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即便是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国和印度、日本都在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如果不进行协调，如果我们采取仓促行动的话，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大国集团要求日元升值，在短短的三年之内日元的价值出现了非常剧烈的波动，导致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很大的泡沫。实际上，导致很多价值的损失，这个损失比日元的价值的变化要大得多，导致日本15年的经济衰退。
因此，这种全球消费的责任，现在说美国人承担，这种责任将会逐渐转移到亚洲，亚洲应该做好准备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对亚洲是乐观的，我们不能够忘记在美国、欧洲同时有一些担忧，刚才斯洛文尼亚总统讲话中也提及了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我对此不加以对待，不通过有智慧的方式加以对待，将会出现政治的后果，将会影响到发展，这是我们博鳌亚洲论坛要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把大家带到一起来，使得美国、欧洲在亚洲的发展中也发挥作用。这样他们就会把我们的发展当做他们自身的发展，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