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泉：
刚才的发言人实际上已经把我要讲的都讲了，我想谈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商业银行和国内银行的合作经验。我们向国内银行进行了投资，就是上海的交通银行。我可以讲的新东西就是我们的合作经验。但是我想我不能跟大家分享太多的商业机密，所以我首先想作出一些回应，回应我同事所谈到的，一我是同意蒋副主席的说法，就是要继续进行银行业的改革，实际上我也听到了一些说法，就是怀疑引进战略投资者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外国投资者在不断产生盈利，有的人认为这是不对的。但实际上最终会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对国内的金融机构和外国的金融机构能共同努力实现一个共同目标。
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我们选择他们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比如同样的管理理念，同样的目标，这对我们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要合作，而不单纯是为了赚钱。而且我们的目标还有要改善公司的治理，要加强管理，进行管理训练，要向客户提供更满意的服务。我们要确保我们有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人人都可以感到骄傲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的股东、我们的员工和我们的客户还有政府都满意，这是一个共赢的局面。所以，我也很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种外国的战略投资者有所质疑，实际上我也看到了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而且进展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对两方来说有文化和结构上的问题，但是成功的处方是要不断推进对话，要在高级管理层进行对话。我们谈到了我们的战略，我们也尽我们所能来发挥我们的帮助作用，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绵薄之力使中国的金融机构能继续推进自己银行业的改革。
关于提到的一些问题，还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或者是银行的企业，我想第一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刚才我的同事也谈到过了，中国的银行收入主要依靠一种来源，就是来自于利息。除非银行能够有多样化的收入来源，他们才能够降低风险，不管是从积极的置换周期来说，还是从产业的结构改变来说，都必须要实现这点才能够降低风险。实际上，如果只单纯一种来源的话，他们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们需要仔细考虑，是不是应该允许银行能够进入其他的金融服务领域，这样他们能够使得自己的风险加以分散。
特别是在利率的风险方面。因为这个方面有很多的风险因素。刚才我们的同事很多都是专家，但是中国的利率放开的过程实际上很受人欢迎。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压力，如果银行只单纯依赖于利率的收入，会有很多的压力，我在汇丰银行曾经有这样的压力。当时香港的滞胀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给银行的收益空间不断减小，所以我们受到了很多压力。在香港利率方面有很多自由的尺度，或者是可采取的做法的权利，但在中国是不一样的。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加以考虑，使得商业银行能够使他们的结构更加合理。
此外，我也想谈谈我们和交通银行合作的一些经验。关键之一就是高级的管理层对于公司的理念要达成共识，对于如何管理公司，还有价值理念，都应该有一个共识，这也是一个合作伙伴关系要成功的基本因素。必须要对你的同事非常信任，对一些问题，比如像风险管理，要进行很好的对话。而且最重要的是高级管理层要尊重他们的核心理念，还要尊重他们公司的透明度的原则。
实际上我有一个准备好了的演讲稿，但是这种演讲比较乏味，所以我就简单说了一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