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方面都远远落后了。在美洲有成熟稳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在欧洲有如日中天的欧盟，反观亚洲则颇显苍白。亚太经合组织雷声大雨点小，仍然停留于论坛阶段，政治涵义多过经济效益。身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典范的东盟现在捉襟见肘，其规模效益的不足，日益凸现。
10+3：中日韩快马拉车
在中国的带动下，正在形成以东盟为出发点的东盟-中国自贸区、东盟-日本自贸区和酝酿中的东盟-韩国自贸区。
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在第二次东亚领导人会议上提议成立“东亚展望小组”，为未来的东亚合作设计长远规划蓝图。2003年6月6日，世界银行与新加坡政策研究院联合发表《东亚一体化：共同增长的贸易政策》研究报告，呼吁东亚国家采取实际行动，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地区贸易战略一体化，推进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2003年12月12日，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双方发表了旨在加强日本与东盟各国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东京宣言》，正式提出“争取建立理解亚洲传统与价值的共同体”。
考虑到东亚各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参差的经济水平、迥异的民族心理，东亚共同体的演进之路将是一个长期多层的整合过程。在东南亚地区有东盟经济共同体计划，东北亚地区有拟议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连接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有已签订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酝酿中的韩国-东盟、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些次区域合作项目或齐头并进，或分层突进，共同构成了东亚共同体的骨架。
20世纪90年代，东盟发挥中小国家集团的优势，以开放的地区主义把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拉到一起，构建10+3机制，从此确定了东亚合作的轨道和框架。在东盟学者看来，10+3机制好比一乘三驾的马车，中日韩这三匹剽悍的快马，在东盟居中平衡下，合力奔驰。而中日韩三国也在10＋3的框架内确立了彼此间的协调机制，有利于东亚合作的良性发展。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就像一条鲶鱼，由于它的灵活转动，搅动周围的“鱼群”也随之活跃起来。在中国的带动下，正在形成以东盟为出发点的东盟-中国自贸区、东盟-日本自贸区和酝酿中的东盟-韩国自贸区。在这股作用力的刺激下，美国也谋求与东盟洽签自由贸易协定，印度则希望在2011年同东盟的核心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这就拓展了东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加速了东亚共同体的演化进程。
东亚共同体：繁荣下的差异
中国的现实做法是由易到难，建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时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最后建成东亚共同体，实行渐进的东亚一体化。
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亚洲经济监测报告”显示，今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达7．3％。尽管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东亚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4年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8％的增长。亚行认为，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好转，将使东亚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亚行发表的“咨询性指数”显示，东亚地区经济防止外部冲击能力加强，大多数国家经常性项目保持盈余，一些国家开始重新吸引大批个人投资。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当地货币对美元的比价基本保持稳定。整个地区的银行汇率保持不变，短期贷款利率处于历史最低点。除了菲律宾以外，东亚国家的外债数目与外汇数目的比值都呈下降趋势，用来支付外债的资金数额与出口创汇收入的比值也在缩小。因此，一些主要的国际咨询机构最近提高了东亚地区投资贷款安全系数。
与欧洲相比，东亚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是建立区域共同体的一个严重障碍。当前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主要难题在于各方侧重点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的羁绊，阻碍着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关于东亚共同体，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东南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与日本自由贸易区、东盟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区的建成的先后顺序和主导地位上，各有打算。
中国的现实做法是由易到难，建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时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最后建成东亚共同体，实行渐进的东亚一体化。东盟10国作为既得利益者，担心中日韩经济规模太大，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后会丧失经济主导权，因此希望保持现有的“10+3”模式，对于“东亚共同体/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持谨慎态度。他们希望以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投资区(ATA)计划为基础吸收中日韩3国参加，最后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避免东盟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旁落。而韩国则更加关注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希望在经济互补、文化同质的中日韩3国间，率先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进而吸收东盟参加，最后建成经济共同体，并借力中国，提高自己在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地位和影响力，取得一箭双雕之效。日本的态度尤为微妙，日本担心韩国联合中国制约日本，对韩国“东亚峰会”的提议不作表态，只强调“10+3”机制要继续保持开放性。它也不愿对同样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东亚国家开放农业和农产品市场。日本的思路倾向于与东盟先建立东亚共同体，再吸收中国、韩国加入，以期确立其在东亚共同体的主导地位，《东京宣言》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中国领跑东亚合作
2002年中国与东盟双方达成协议，计划在2010年建立起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2003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加入这个条约的第一个非东南亚大国，这一连串的行动让中国成为东亚合作的领跑者。
日本加速在亚洲扩大自由贸易阵营的路线，是与“走在前面的中国展开对抗”。
在未来20年，尽管中国将极大地提高在东南亚的经济地位，但日本仍将是东南亚的最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一个没有德法密切合作的欧盟将是脆弱的，同样，一个没有中日良好合作的“东亚共同体”也将是空中楼阁。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明显滞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日两国尚未能就推动东亚合作达成战略共识。中日作为两个东亚大国，具有强盛的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意味着中日融入地区合作机制，在其中作为东亚两个主要大国与其他成员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10+3框架内，中日两国关系如果不能进入一个良性状态，10+3框架最终有可能和众多的多边机制或组织一样无疾而终。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表现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坚持了人民币稳定，客观上支持了东南亚国家，相比之下，日元不负责任的贬值使日本形象大损。2002年中国与东盟双方达成协议，计划在2010年建立起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2003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加入这个条约的第一个非东南亚大国，这一连串的行动让中国成为东亚合作的领跑者。
在中国的促动之下，日本开始调整其经济政策。日本传统上重视以世贸组织为舞台的“多边主义”，对签订地区贸易协定持慎重态度。如今面对地区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一半，签订地区性经济合作协定成为世界贸易政策的潮流和“游戏规则”，不搞自由贸易协定(FTA)不利于日本的竞争的现实，日本开始改变其传统政策，与新加坡达成双边贸易框架协议，与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正在进行谈判。日本共同社认为，日本加速在亚洲扩大自由贸易阵营的路线，是与“走在前面的中国展开对抗”。
日本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仅次于美国，2002年双边贸易达到1229亿美元。日本期待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显示日本将全面更新其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以便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评述中日与东盟经贸关系时谈道，日本的投资和援助是东盟发展的引擎，过去30年，日本是东南亚的主要经济伙伴，在未来20年，尽管中国将极大地提高在东南亚的经济地位，但日本仍将是东南亚的最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中日政治冷，经济也不热
今年第一季度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达200亿美元，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同中国的贸易增长相比，中日贸易增长并不快。2000至2003年的4年中，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年均贸易增长水平分别是：同美国贸易增长20．1％、同韩国贸易增长27．0％、同东盟和欧盟的贸易增长是31．5％和22．2％，同日本的贸易增长尚不到20％，只为19．6％。
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则呈下降趋势。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日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已经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20％左右下降到2003年的15．7％，中日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比重的下降，也说明我国对日贸易的依赖程度在减弱。
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自1993年以来日本已经连续11年为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今年1~5月，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中日贸易，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8月中美贸易达1070．4亿美元，也超过日本，成为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已经退居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与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也不是很快。2000年以来的4年中，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执行金额年均增长16．6％，而韩国企业近4年来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执行金额年均增长达40．4％，远高于日本的增长水平。截止今年第一季度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达200亿美元，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
日本对中国的日元贷款（ODA），金额逐年减少，方式发生变化。过去日本对中国的贷款是配合中国的五年计划而进行的五年一揽子方式，从1996年改为3年加2年方式，2000年又改为一年一定方式。日元贷款的金额也越来越少，由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年均2000亿日元减至2003年的不足1000亿日元；援建的项目由过去的经济基础设施改为环境保护等。
中日关系将在共同体内突围
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为中日双方的共赢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平台。
身份认同感正在激励着东亚，包括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汉城国立大学及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在内的4所高校，酝酿开设以东亚文明为主要内容的互选课。
东亚合作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是中日合作，中日必须加强在东亚合作框架内的协调。作为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日各有所长，各自具有的优势在长时间内都无法替代。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日两国抛开谁单干都不行。中日关系突围的最佳途径在于东亚共同体内，基于共同理念、共享利益和共守规范下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共赢模式，这也是中日两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理性选择。
中国的发展潜能和巨大的市场优势，日本充裕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都可以从不同方向带动东亚合作的发展，而中日适当的协调也可以降低与东盟谈判自贸区的成本，东亚共同体的收益肯定要超过中日单独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的收益，中日双方正是认识到建立东亚共同体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才产生加强合作的愿望，密切的经贸往来促使双方形成了合作谋求更大经济利益的共识。
中日关系目前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解决起来仍有较大困难，但不应对中日前景一味悲观，积极的经贸和文化交流或许能在新的层面上促进美好的中日未来。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日对彼此文化的认同，培养友好氛围，为彼此合作奠定理念根基。中日两国都应该在宣传和舆论导向上，强调文化渊源的认同，增进彼此的友好。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人员的流动更能够增加彼此的了解，促进合作。尽管日本国内右翼化倾向严重，中国国内群情激奋，但如果双方的有识之士尤其是高层之间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就能克服目前的困难。身份认同感正在激励着东亚，包括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汉城国立大学及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在内的4所高校，酝酿开设以东亚文明为主要内容的互选课。韩国庆熙大学前校长赵正源认为，中日韩应该通过不断强化民间文化交流来追求彼此之间的信赖，从而形成文化上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创建一种意识或思想，使东亚国家都认识到进行合作和融合的必要性。
目前中日经济方面的互补性越来越强；人员往来迅速增加，并相互理解，在中国的日企工作的中国雇员有100万以上。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向内阁提交的2003年贸易白皮书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是左右亚洲盛衰的关键。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与中国、韩国、东盟等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日本企业利益的源泉在东亚，日本应以中、韩、东盟等东亚经济活力为发条来激活本国经济。为此，白皮书倡议建立“东亚贸易圈”，在东亚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不单是撤销关税，还要统一投资规则和相关产品的安全标准，发展电子商务，使东亚各国间的贸易更加圆滑。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在10年内实现自由贸易FTA的两大构想，将在亚洲形成巨大市场，实现物、人、资本的自由流动，对企业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长期经济低迷的日本来说，汲取亚洲的活力，也有利于推进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
回顾以往中日的交往，我们发现高层互访似乎成了唯一的途径，10+3机制下的中日首脑会晤不能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信任可以在合作中增强和培养，反过来合作的成果又能加强制度的稳定。中日之间需要更多更细的制度规范。在欧共体阶段，法德两国摒弃前嫌共同承担了振兴欧洲、勇当先锋的重任，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大量的矛盾，但都在多边框架条约内一一化解。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为中日双方的共赢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平台。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实际上也是中日经贸关系的共守规范。实际上中日之间如能真正恪守《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话，就不会存在诸多有争议的问题。如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又将成为中日之间另一共守规范，中国的率先加入对日本来说的确是一个触动，在这些共守规范下，东亚额度合作才能由点到面地全面发展。
东亚13国的人口占全球的1／3,东亚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约20％，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占世界外汇总储备的1／2。东亚地区作为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世界最快的。加强和深化东亚合作，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繁荣，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适应区域一体化、建立东亚共同体、应对全球化挑战逐渐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东亚各国只能通过多方不懈努力，增强合作共识，完善多重机制，才能寻找到符合东亚特点的一体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