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上周的春季会议上，关于亚洲货币须进一步升值、美元须进一步下跌，以减少庞大全球收支失衡的问题，正确地得到大量讨论。但仍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是，汇率政策中明显的“公平”，可在维持全球化、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更大的目标中发挥作用。

关键的长期经济挑战，是让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工业化国家与大型新兴经济体应当追求的双赢“大交易”是：大型新兴经济体想为它们的出口和过剩储蓄在工业化国家获得可靠的关键市场准入，它们还想增加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席位与份额”，以反映它们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工业化国家希望新兴经济体在贸易、知识产权和汇率上按照国际“游戏规则”行事，并更大地开放其快速增长的市场。

困难在于，这种双赢交易需要在所有方面同步取得显著进展。如果有一方被视为拖后腿，而指定的国际“裁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又不执行相关规则，那么这场游戏就会沦落为一连串双输的保护主义措施。

中国在其全球经常账户盈余激增(去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的情况下，连续三年进行了大规模、持久、单向的干预，制止人民币有意义地升值。这加剧了美国的担心，即中国的庞大净出超，是通过对其货币的“操纵”而“不公平地”累积起来的。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认真调查这些指控，因此在汇率政策问题上似乎没有有效的国际裁判。这导致了国家层面的“自由行动”，会影响这场大交易的其它部分，如美国国会的舒默-格雷厄姆(Schumer-Graham)提案，要求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27.5%的关税，还有新的格拉斯利-鲍卡斯(Grassley-Baucus)法案提出，如果美国发现任何国家维持“根本上失调的货币”，就将阻止增加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份额。

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忧虑也一样迫切。既然中海油(CNOOC)与迪拜港口(Dubai Ports)投资美国的计划失败，而且美国国会还在考虑一些指导方针，把外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审批政治化，美国怎么能要求其它国家更大地开放市场？既然美国未能就巩固财政拿出可信的中期计划，妨碍了对外收支调整，中国凭什么要加快人民币升值？如果工业化国家不让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公平”投票份额，后者凭什么要同意遵守汇率政策规则，并放弃建立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区域机构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会议前装饰门面的做法和不作为，无助于推动“大交易”向前发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既没有宣布人民币大幅升值，以纠正人民币被大幅低估的情况，也没有承诺开始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干预外汇市场的规则，而是订购了波音(Boeing)飞机和其它美国商品，并宣布中国的资本汇出制度将略为放宽。

在减少美国预算赤字的问题上，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没有做出实质性承诺。美国国会在减缓美国市场面对的保护主义威胁方面毫无作为。欧洲国家没有减少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和份额的意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Rodrigo de Rato)公布了对基金组织的监督程序稍做改变的提议，以及又一个新的资金放贷窗口，而他本应承诺一个新的开端 —— 无论是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裁判、防止不当汇率政策这一独特使命方面，还是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制定了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时“无情地据实告诫”(ruthless truth-telling)方面。除非汇率、贸易政策以及IMF的治理让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感觉到“公平”，否则全球化的动力就可能逆转。让这种情况出现将是“大失误”。

作者是美国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丹尼斯·韦瑟斯通(Dennis Weatherstone)高级研究员。

（ 作者：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格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 2006年4月26日 星期三  译者/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