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形亏损的几种形式
任何一个投资者，其投资的目的没有一个是盼望亏损的，都是渴望盈利的。但是，资本的投入，在其运作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潜伏着亏损的风险，都不得不与亏损进行殊死搏斗。
正如同我们在《剩余价值与价值剩余》一文中所阐述过的那样，在“资本盈亏分界线”以前的那个阶段，所有企业都是在“亏损”中度过的，都是负债经营的。只有随着商品销售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实付社会商品成本线降得越来越低，才能为企业带来利润。如果一个企业的资本运作根本没有越过“资本盈亏分界线”，那么企业的投资就失败了，投资者就会入不敷出，使他的财富减少，造成资本性亏损。
有形亏损又可简称为货币亏损，它是企业或社会在资本运作与经营中出现的可以直接计算出来并易于被人关注的亏损。
例如，企业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太高，销售的数量少，至少销售商品的毛利润无法消化成本费用，导致利润出现负数，造成资本亏损。就是说，一个企业整个的生产销售过程，最终连当初投资的本钱都没收回来，造成货币（即资本）的减少，这就是有形亏损的一种。
又如，某地发生洪涝灾害，冲毁了房屋和良田，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都可以用货币额来准确地表示出来，这也是有形亏损。
有形亏损的出现，是资本在“万里长征”中首先遇到的一片沼泽地，资本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里被淹没。一旦闯过了“资本盈亏分界线”，才算是闯过了这危机四伏的险地。
资本在运作中越过了“资本盈亏分界线”，是否就可以大摇大摆、无所顾忌地前进了？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虽然资本闯出了沼泽地，但在资本的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雪山”和“草地”，还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只要有一次应对失误，资本仍然会跌进深渊或活活饿死。
譬如，市场的竞争使资本与资本之间相互残杀、围追堵劫。在这样一种市场环境中，如果我们生产的产品质量上不去，或是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导致我们所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那么产品就无法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变现成增了值的货币，资本的转换过程就被切断了。虽然我们上上下下都劳动了，累得都死去活来的，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积压在仓库里成了废物，这就是我们的有形亏损。那些被倒进大海里的牛奶，那些被焚烧的传染上口蹄疫的牲畜，那些当废品都卖不出去的过时物件，样样都是有形亏损的写照。
亏损发生的形式共有三种：前一种是资本性亏损，后两种是产品性亏损和商品性亏损。
资本性亏损，乃是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实付社会商品成本线始终未能降至社会商品价格之下，或是降到了社会商品价格之下，但其盈利部分还不足以抵偿亏损部分，致使投入的资本金减少。资本性亏损考察的是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而不是它运作的一段时间。
产品性亏损，是指任何一种产品都会出现自然损耗，即在产品的使用或闲置中，产品都会逐渐损耗，最终其价值耗废殆尽。譬如，花3000元购买了一台电冰箱产品，它没有使用，而是闲置了15年，后已不能正常使用了，那么该产品每年的产品性亏损就是200元。所有的企业都会把自身所购置的产品（原材料等除外）费用分年限待摊到经营成本中去，目的就是预防产品性亏损。防止产品性亏损的出现，就要考虑到怎样使不可增殖产品转变成可增殖产品，用以抵消产品性亏损，就要考虑到不能让手中的产品出现闲置。
例如，我们购买一所住房，该住房产品随着时间的延长，房子就会自然“老”了、旧了，最终有一天会自然倒塌。如果我们既居住这所房子，又利用这所房子进行商品生产或经营，就可以使本是不可增殖的产品转变成可增殖的产品，并杜绝闲置的现象。因此，可增殖产品不只限于那些类似牛羊等活物，它还包括各种各样能创造效益的“死物”。原苏联在经济上的垮台，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在军备竞赛中所造成的产品性亏损太严重，致使经济崩溃。
商品性亏损，它完全是在商品性交换中出现的，即社会商品价格低于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所造成的亏损。一般情况下，社会商品价格处于应付社会产品成本之下、实付社会商品成本之上（参阅《剩余价值与价值剩余》一文中“资本运作图”），这是公正合理的。但由于市场竞争、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一些个别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得不将商品“清仓处理”（有的是假“清仓处理”，有的是真“清仓处理”）。一旦商品的价格低于它的成本的时候，那么该商品销售的结果就会造成商品性亏损。商品性亏损考察的是产品的商品性交换的过程，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商品价格。
除了上面所说的“销”上出现的商品性亏损，还有另外一种在“购”上出现的商品性亏损。
譬如，某家具厂用每立方米2000元的商品价格购进木材，可市场上的平均售价才每立方米1500元，那多支出的500元，就是这个厂家每购得一立方米木材所出现的商品性亏损。
人们也许会问，不是说买的人嫌贵吗？为什么会多花钱呢？没错！如果某个人花自己的钱买商品，肯定是符合这一常规。问题出在往往某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他花的是投资者的钱，是别人的钱，对于某些人来说，就不一定遵循这一常规了。这是因为，他多花了别人的钱，也许可以为自己捞到好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回扣”。
笔者曾于1990年全额承包了天津市第二冶金机械厂的三产——天津市环达五交化商行。笔者发现该厂以前采购商品都是去零售商店，有时去外地采购，再加上旅差费，其采购成本更高，价钱高底没有人进行核算。于是笔者与厂领导商议由笔者负责供货，起初厂领导不同意，认为这等于是笔者额外盘剥了大厂。笔者对他说：你们从零售商店购货，零售商店从批发站进货，批零差价至少15%。如果我们从批发站进货，以零售价卖给你们，大厂并没有吃亏。批发站是从厂家进货，它不可能按进价卖出，多少也要盈利。如果我们直接从生产厂进货，以批发价卖给大厂，你们不是还节省了吗？厂领导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改变了主意，同意由我负责一般用品的供货。笔者直接与很多外地的生产厂家建立联系，成为厂家的天津总经销代理商。例如，江阴一企业生产的AD11信号灯，天津市的很多商店和企业都是从我这批发进货，零售商店加价后再零售，每个15元左右。而我们批发给大厂的价格，在10元左右。由于笔者当初在所有业务员之中采取“采购竞价制”（即谁联系的商品价格低就由谁负责采购），在“购”上大大减少了商品性亏损，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利润。但是，有些人看笔者挣钱了，就“指控” 笔者沾了第二冶金机械厂的便宜，使国有资产流失了。真他妈的胡说八道！过去你们的采购员高价从零售商店买货，个人吃了多少回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如今我们低价卖给企业商品，从企业的总成本上看，不但没有多支出，反倒节省了。更何况，笔者还帮着企业安置了十几名下岗富裕人员，要算账首先应算一算大厂的经济支出账，看看比以前是支出多了还是支出少了？不算成本支出的经济账，光以笔者个人挣了多少钱为标准来算阶级斗争的账，真不知说他们什么好！
谁的钱谁心疼。每个投资者在花钱问题上都不会掉以轻心，只要发现商品价格有异常，定会明查暗访弄它个水落石出。因此，在非公有制的企业中，外人不用担心他们会在商品性亏损上栽跟头，栽了也是亏他们自己的，谁让他们把关、管理不严呢！但是，类似这样的商品性亏损问题出在公有制的企业中，麻烦可就大了。首先，他们花的都是国家的钱，不管是厂长、书记，还是白领、蓝领，他们都不是投资者，购买商品不管是多花钱还是少花钱，花的都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这当然也包括一些上市的企业。其次，不花自己的钱反倒想从这花钱的活动中为自己捞到好处，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这可是祸上加祸。前几年常听说某某企业领导花大钱从国外买来设备，结果买来了一堆废物，趴在企业里根本用不上，造成企业商品性亏损。想想看，明明只值50万元，却花了150万元，这样的商品性交换来它几次，企业的老本就换没了、换亏了。
我们的国有企业，我们的国家，在购买生产资料商品中由于体制上的问题共给企业和国家造成了多大的商品性亏损，这恐怕只有天知道！
如何堵住商品性亏损的漏洞，这是摆在国有企业面前最急需解决的难题。
产品性亏损和商品性亏损，虽然它们都有别于资本性亏损，但它们都最终会导致资本性亏损。或者说，资本性亏损包含了产品性亏损和商品性亏损，如果能够杜绝产品性亏损和商品性亏损，资本就等于上了两道保险。但是，为什么将产品性亏损和商品性亏损单独列出来，这是因为它们毕竟不能完全代替资本性亏损。意思是说，假若没有出现产品性亏损和商品性亏损，仍无法保证资本性亏损不出现，即资本性亏损仍然有发生的可能。譬如，某软件公司研制出一种新产品，它没有出现产品积压，生产出一个就卖出一个；它也没有出现商品性亏损，每个商品的销售价格都不算低。但是，由于其生产销售的规模上不去，市场占有率达不到经济规模，致使生产并销售出去的商品数量无法收回投资的成本，这样的话，照样会造成资本性亏损，投资者照样会使财富减少。
在资本性亏损之中的产品性亏损，是一个最易被忽视、又最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这是因为，劳动力的延伸，不但会出现生产工具、设备的闲置，还会出现劳动力即人的闲置。前者易于发现，也较好解决，如某厂将闲置的机器设备盘出去卖掉，就解决了问题。后者就没那么简单了，人的闲置从来不被看作是罪过，不让人闲着倒是容易使投资者背上不仁不义的骂名。我过去曾在自己经营的企业中提出了一句口号：不养一个闲人！而且就是照这样做的。可结果，职工们私下咒骂我说：“用人太狠！资本家的作风！”最后将我“法办”了，企业黄了，职工们都下岗了，这下可闲在了，可谁给工资呢？
在中国，资本性亏损的主要原因就是扩大市场率意识的淡薄。除此之外，产品性亏损的问题也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资本闲置、厂房闲置、生产设备闲置、劳动力闲置……在这么多闲置问题之中，最突出最难解决、最易产生出矛盾来的就是劳动力的闲置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似乎人人都拿着能住进“国企皇宫”的“腰牌”，想摘都摘不下来，哪怕是大伙都饿着肚子光喝白开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扔掉这“腰牌”，都指望着有一日，能将这“腰牌”卖个好价钱。正因为这样，中国面临的最大有形亏损问题之一，就是人的闲置问题。一句话，投资了没见效，定是出现了闲置，不是人的闲置，就是其他生产要素的闲置。就是说，劳动力延伸的实际结果，没有达到劳动力延伸的目的。为什么投资者最感到头疼的问题就是雇佣劳动力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投资者购买“劳动力产品”的本意是想实现他的劳动力的延伸，可有时这“劳动力产品”不像其他产品那样听话，他不但可以不让投资者达到延伸的目的，还可以让投资者受损。仅仅是不出力就可以造成劳动力的闲置，就可以造成产品性亏损；如果出了力——出了让投资者受损的力，譬如故意毁坏生产工具、故意生产不合格产品，那他给投资者所造成的亏损更是无法弥补。
可以看出，在资本的整体运营中，生产要素的闲置也是造成资本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因生产要素的闲置所造成的亏损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要素”，实际上就是投资者为实现劳动力的延伸所购置的厂房、设备、劳动力等产品。
综上所述，产品性亏损和商品性亏损，最终都要体现为资本亏损。因为产品性亏损和商品性亏损都会使实付社会商品成本升高，使“资本盈亏分界线”后移，由此使资本的亏损区域扩大。所以，预防资本性亏损，首先要从预防产品性亏损和商品性亏损做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如果将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分出阶段来考察它的有形亏损问题，那么有形亏损可分为前期亏损与后期亏损。
前期亏损是指实付社会商品成本曲线由于满足需求数量初使少而未能运行到社会商品价格曲线之下时造成的资本亏损。简单地说，在资本盈亏分界线之前发生的亏损都是前期亏损。前期亏损又可称之为经营性亏损，所有的企业都是从前期亏损之中挣扎出来后来才创造利润的。
后期亏损是指在资本盈亏分界线之后发生的亏损，它不是正常的经营性亏损，而是管理性亏损或其他性质的亏损。如在管理上由于有漏洞而积累了无形亏损，此后这些无形亏损（例如安全生产）问题一旦转化为有形亏损，就会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又如：突如其来的洪水等自然灾害给企业造成损失；等等。
前期亏损发生时，每个单位产品都是负数；后期亏损发生时，每个单位产品利润都是正数。前者是内在性的亏损，后者是外来性的亏损。
二、无形亏损的分类
无形亏损又可简称为资源亏损，它是企业或社会在资本运作与经营中不易被人发现的潜在的亏损，是在无形剩余价值中出现的资源亏损。用最简单一句话来说，不用会计记账的亏损就是无形亏损。
无形亏损最终早晚会转变成有形亏损，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它转变之前，人们往往都视而不见，只有当它瞬间妖怪般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甚而至于给人类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时，人们才知道它的厉害。然而，一些人所关注到的，还是眼前看得见的有形亏损，面对无形亏损问题，仍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看遍了许多企业的账本，如果说“无形资产”也往往难于记在账中的话，但它毕竟已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很多企业领导者已经开始将企业的商标、品牌折算成人民币金额而广为宣传，甚至干脆做起了交易，将无形资产转换成有形货币，这已不足为奇。可时至今日，我们若问起“无形亏损”问题，没见到一个投资者能够理解而回答得出。其实，无形亏损就在每一个企业经营者的身边，他只要不守信誉，不注重安全生产，那么同时已有无形亏损产生了，只是人们有时注意不到罢了。
俗话说，信誉就是一种资本，不是盈就是亏。守信誉就会赢得无形资产，不守信誉就会造成无形亏损。想必这个道理一说就懂，没有必要再多作解释。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债务呆账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
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不少企业在经济交往中放弃现代信用，重新选择了以货易货、现金交易等传统交易方式。
据几年前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合同交易只占整个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约率只有50%左右。此外，企业逾期拖欠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贷款收息率下降。以福建为例，1998年全省不良贷款率高达40%，收息率只有60%。缺少诚信，每年给我国带来的无形亏损高达5千亿元。
18世纪至19世纪时期，企业主（大多是半剥夺半资本家）对工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表面上给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货币资本的同时，深层里也给他们自己积累着巨大的无形亏损，工人们所饱受的非人的折磨，酝酿着斗争和反抗，终于有一天他们将这无形亏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爆发了革命，当无形亏损瞬间转变成有形亏损的时候，企业主们的一切财富就改变了所有者，甚至一些企业主的人头也被割了下来。因此可以说，凡是对资本运作存在的潜在的不利因素和风险，都是无形亏损。
无形亏损可以来自于自然，也可以来自社会。当我们从伐木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环境恶化，这都是我们自己侵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自然无形亏损。这种自然无形亏损具有潜在性，往往当时显现不出来，一旦它显现出来，那已是令人措手不及地惩罚我们了。我国北京、天津地区出现的沙尘暴天气，所带给我们的无形亏损已不是多洗几次脸所能消化的，随之而来的其他连带问题会应接不暇，让我们苦恼不断。
图1
当然，自然无形亏损有被动性的因素，也有主动性的因素；既有人祸，又有天灾。问题是天灾已经够难对付的了，我们还在不断地积累人祸，让天灾人祸合并在一起向我们袭来，岂不是雪上加霜？
被动性自然无形亏损大都是防不胜防的，它与资本运作管理水平本身是无关的，纯属是外加的。在资本运作图表中，它并不随着需求数量的增加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以内出现一条延伸线WK，而是在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以上的部分出现，都是被动性自然无形亏损。我们不知道这一无形亏损何时何地突然转变成有形亏损MK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就好比耕种粮食的农民，天气就是他们的无形亏损，干旱不下雨的天气就会影响到粮食的产量而使无形亏损变成有形亏损；暴雨中夹带着冰雹就会将农作物砸毁使耕种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有形亏损MK线何时从应付社会产品成本线上面降下来截断资本的去路，这是人们难以预料的。
以水污染为例，2001年的数字统计显示，我国被污染的河流曾经达到70%以上，50%的城市地下水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与天津毗邻的渤海湾，其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些无形亏损如再不设法消除，必然会在某一天转变成有形亏损惩罚我们。
据报载，近几年我国部分地区持续暴雨成灾、洪水泛滥。数年前，粤西茂名地区持续普降大暴雨，小东江沿江有十多座水闸被冲毁，全市倒塌房屋约1200间，毁坏公路、水利等设施一批，直接经济损失近亿元；云南省富宁县山洪暴发，县城大量工厂、学校、民房、商店被淹，部分民房倒塌，洪水还冲毁了8条县乡公路和30多条乡村公路，冲毁农田16000多亩，还造成多人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4亿元。山东省8市23个县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冰雹和暴风的袭击，受灾区域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损失惨重，房屋毁坏、倒塌严重，死伤90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亿多元；广西遭大面积洪灾，造成66人死亡，3198人受伤，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达247个，15800余间民房在洪灾中倒塌，农作物损失面积达33.5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7亿元。类似的报道不绝于耳……
据国家环保局估计，中国环境问题所造成的总损失将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河北省邯郸市为例，国民生产总值1993年约360亿元，当地滏阳河流被污染对工农业造成的损失是7.5亿元，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为9亿元，对环境质量造成的损失为15.4元，损失总额高达32亿元，约占当年GDP的8.9%，如果将环境和资源的成本计算进去，实质上经济不是在增长，而是在负增长。
我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土地沙化每年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多达540亿元。
联合国曾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30年中，虽然国际社会在环保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全球整体环境状况持续恶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贫困和过度消费导致人类无节制地开发和破环自然资源，这是造成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
目前，全世界61亿人口中有35亿居住在低收入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造成环境不断恶化，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另一方面，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发达国家，个人消费占全球的90%，同时还消费着世界58%的能源、45%的鱼肉和84%的纸张。这种消费方式不仅给地球资源带来了沉重压力，而且消费所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和废弃物等也对全球环境构成了巨大威胁。
图2
全球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大气和江海污染加剧、大面积土地退化、森林面积急剧减少、淡水资源日益短缺、大气层臭氧空洞扩大、生物多样化受到威胁等多方面，同时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使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大幅增加。
联合国报告表明，森林作为地球上最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其面积在过去30年内急剧减少。仅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森林面积就减少9400万公顷，占森林总面积的2.4%。乱砍滥伐、过度耕作使世界23%的耕地严重退化，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面临沙漠化威胁。全球的淡水供应也亮起了红灯。目前，全球一半的江河水流量大幅减少或被严重污染，80个国家严重缺水。调查显示，人类所患疾病有四分之一与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2003年出现的“非典型肺炎”的疫情；近期出现的禽流感，又是一个个生动的事例。
因此，被动性自然无形亏损每时每刻都在转换成有形亏损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损失，它已不是该不该重视的问题，而是必须高度重视如何应对的问题。
主动性自然无形亏损，既可以在无形剩余价值内出现，又可以在实付社会商品成本内出现。在社会商品价格以上部分所产生的无形剩余价值，它的一部分，被无形亏损WK占了去。不但如此，它的运行线路并不会随着需求数量的增加沿着与其他成本线基本相同的方向延伸，而是随时可以向下截住资本运作的方向，转变成有形亏损MK，破坏生产和经营。WK的起点是从Z的起点运行的无形亏损，都是外排性无形亏损。
图3
我们举例说明：某造纸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它通过生产销售满足了社会需求创造了剩余价值——货币利润的同时，它所造成的水污染问题，却不会影响到它的产值和利润；相反，它与产值和利润形成正比，却不会直接给企业带来什么经济上的负担。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企业在为自己创造货币利润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无形亏损，只不过它把无形亏损全都通过下水道外排给了社会，使其他人为此而遭受损失。如果这种外排性无形亏损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额超过了这家企业同时创造的利润额，那么实际上，这家企业并未真正创造出财富，使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而是用损害别人换得有利自己的违法的方法，将财富变了戏法，开了一次在财富上“狗熊掰棒子”的玩笑。
事实上，每个生产或经营企业，都会制造或多或少的外排性无形亏损，譬如垃圾。但是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一家企业会意识到，它每天所产生的垃圾会是一种什么无形亏损，因此它们想不到该有什么义务。将垃圾随手扔出屋外，似乎总是天经地义的事。
据某新闻媒体刊载，2002年6月14日夜10时许，重庆歌乐山镇山洞村覃家坝社发生垃圾山滑坡，附近的碎石厂和一家小化工厂被埋在垃圾和泥石流下。事发后，家住垃圾山附近的一个叫辜兴华的人闻声赶来，他发现原来那座3层楼高的碎石场职工宿舍竟被垃圾山冲到了“下游”30米处！3层高的楼只剩下了部分角露在外面，恶臭熏人。据说，这座垃圾山十多年了，有5万立方米的垃圾。
其实，一些无形亏损既可以转变为有形亏损，也可以经人类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转化为再生资源，很多的废旧物资都大有潜力可挖。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一位领导曾在一次再生资源工作会议上说，世界先进国家钢产量的45%、铜产量的35%、纸产量的35%是由废旧材料生产的，而中国每年却有约500万吨废钢铁、20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废纸沦为真正的垃圾。每年丢弃的各类电池2亿多支。她说，每回收利用一吨再生资源，相当于减少4吨垃圾处理量，每回收利用一吨废钢铁，可以节省开采各种矿石20吨，节约1.2吨炼钢标准煤。因此，以资本为纽带，按市场规律，通过建设城市社区回收、市场集散、综合利用为主要环节的现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已经成为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国家经贸委、国家环保总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权威部门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潜力巨大。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到50%，比世界水平低10个到20个百分点。每年可综合利用的固定可回收再生资源中，一半以上没有得到回收利用，总价值达500多亿元。。
专家指出，再生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同，它们如果不能化废为宝，就会成为公害。目前这些“破烂”废弃物在各大中城市郊外堆积如山，总重量达70多亿吨，占用耕地5亿多平方米。从卫星上看，我国大中城市绝大多数被成千上万的垃圾填埋场包围，对土壤、地下水、大气造成严重的污染。
制造外排性无形亏损最多最大的企业，当属武器生产制造厂。以美国的巡航导弹为例，生产一枚巡航导弹，其利润可能会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而当这枚导弹被真正“消费”之后，它可以瞬间将几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的建筑设施毁灭掉，随之被毁灭的还有人类的生命。与为生产和销售这枚巡航导弹所带来的利润相比，它所制造的外排性无形亏损之多之大，简直无法比拟。与其说它创造了财富，不如说它毁灭了财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究竟有多少人类社会的财富被毁灭，根本无法得出准确的数字，其经济损失太大了。在这巨大的经济损失面前，那些武器生产制造厂的老板怀揣着丰厚的货币利润沾沾自喜，使我们不得不感叹，不得不悲伤，在财富变戏法的游戏中，人类自己开的玩笑太大太蠢了！
企业制造的无形亏损，不但有外排性的，而且还全出现内储性的，内储性的无形亏损一旦发作，便会直接使企业自身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听说某铁路局的某列火车，开车的司机不知何故打盹睡着了，结果两列火车相撞，车毁人亡。就这列火车的资本运作而言，在它撞毁的瞬间，无形亏损WK线便会一头撞上去，截住了所有的生产经营运行路线，将资本化作为零，彻底结束了它的经济使命。到此还不算完，由于善后工作还需要很多的费用去弥补，因此就整个铁路局的资本运作来说，除了遭受到严重的产品性亏损以外，必然会加大费用支出，使实付社会商品成本线在本应逐渐下降的时候却违背正常规律地又大幅度地上升，也就必然造成货币剩余价值的锐减。
图4
航空公司也是如此。一架客机如果使用年限超长，其WK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和WK线瞬间可以转变成MK线截住资本的正常运作路线一样，使财富彻底毁灭。而这架客机自身所造成的损失并非以MK线达到零点时停止，它会曼延到整个航空公司。当然，现今几乎所有的客机都投了保，一旦出现事故会得到保险公司的赔款。但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它正是为了减少无形亏损而设立的专门机构。每架客机每一次航班所支付的保险金，目的就是为防备无形亏损而突发性地转变成有形亏损，提前采取的补救措施。这一补救措施只是一个企业为了自保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它即使得到了赔付，也不会使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保持不变，从总体上说，财富最终仍会减少，它只不过以保险公司的名义出头敛捐，将损失分摊在众多的企业头上而已。
据悉，2001年1～9月，全国共发生火灾158744起，1655人在火灾中丧生，直接财产损失达10.1亿元。导致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关单位没有认真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消防安全措施不落实。9个月烧了10个亿，建国以来一共烧了多少个亿？多少财富挥之一炬？如果说安全防范措施不落实就是企业的一种无形亏损的话，那么这种无形亏损在转变成有形亏损后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多么地深刻啊！一份由国家经贸委等单位组织的《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关系》课题的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来，我国每年所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接近1000亿元，加上间接损失则接近2000亿元。
社会性无形亏损，由于它既可以始自某个生产单位之内，也可以始自某个生产单位之外，因此对它的防备工作尤其难做，生产企业往往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况。很多的企业家跌落马下，并不一定是源于他在资本运作上犯了错误，而是在防范社会无形亏损方面措施不到位，或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而有所忽视。结果，一旦这种社会无形亏损转变成有形亏损，企业家就招架不住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企业垮了台，企业家自身能保住性命有时就已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一般情况下，最易被关注到的社会无形亏损就是市场竞争问题。例如，作为生产电视机的企业，在它之外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越多，那么企业所面临的无形亏损也就越大，这是比较好理解的。最不易被关注到的社会无形亏损，就是企业所处地区的政治法律和文化习俗等环境。聪明的企业家，在投资之前往往都要对周围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在投资之后，往往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业洽费”与掌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拉关系，其目的不仅仅是要用此方法避免社会无形亏损的出现，而且还可以靠贿赂将这部分“业洽费”变成资本而为企业赢得额外的好处。
例如，某房地产开发商用行贿的方法不但结识了政府官员寻求保护伞而避免社会无形亏损对企业的潜在威胁，而且还由此获得了“物美价廉”的土地，为企业的资本运作盈利创造条件。即使不能通过行贿而获取到什么经济利益，企业家也往往不得不愿意支付一些费用，与那些享有管理权的人结识，防备社会无形亏损转化成有形亏损。不管是负责纳税的，还是负责卫生的，相对于企业，只要是有权对企业吆喝的部门，都是企业潜在的社会无形亏损。“公检法”就更不在话下了，一点也得罪不得。如果这些享有职权的部门干预企业，十有八九，这些企业是难以正常运转下去的。
因此，分析某一地区的政治法律社会环境，不仅仅是要关注到这一地区是否会有政治冲突，是否能保持稳定，而且还要关注到这一地区管理人员的道德水平和执法人员的素质水平等因素，因为这些看似不显眼的因素对于企业的资本运作而言都是要命的关口，即使能够提前关注到这一点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化解，但费用支出定当会提高，加大了产品的生产成本。
著名的现代福利经济学之父、现代公共财政的创立者亚瑟•塞西尔•庇古就曾指出：一个厂商（私人）的生产成本也许并不能反映产品所有的社会成本。当厂商生产产品时，他们考虑的仅仅是私人成本——劳动力、原材料以及必须购买的资产。但生产不可避免地要污染环境，而这些代价却是由那些既未生产又未消费的第三者（即社会）来承担。在这里，生产的社会成本超过了私人成本；其他人代替厂商和消费者承担了产品的部分生产成本。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这种背离被称为“外部性”、“外溢效果”或“第三者效应”，其实这里所说的无外乎就是无形亏损问题。庇古强调，当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背离时，市场本来是低效的，两者间存在的背离证明，政府干预市场领域是合理的。说的不错，但是庇古没有注意到，政府的干预也是有两面性，它既可以消除这种无形亏损，又可以加重这种无形亏损，或是在消除了这种无形亏损的同时，又造成了另外那种无形亏损的发生，且有时新造成的无形亏损比所消除的无形亏损还要严重，社会成本不但未降低反而又提高了，如此这般的政府干预市场领域，它合理在哪？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乃是它自身投入的无形资产，它有可能给自身带来盈利，也会给自身带来亏损。如果制度是公正的，它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如果制度是不公正的，它会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受阻。
天津《今晚报》2002年3月22日第10版以《一毛毛挣钱，一沓沓交钱》为题刊登了记者邹兰、张羽所写的文章，讲的是家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一对夫妇双双下岗后开了一间酱肉店，尽管苦心经营，但名目繁多的各种税费使他们的利润所乘无几。这家女主人说：“这里头戴大檐帽的、胳膊上套红袖箍的总来，来了就收钱。我们每天煮一锅肉，周围住户购买力也不行，挣钱都是1毛1块的，人家来了就得一沓沓往出给。”
一毛毛挣钱，说的就是资本运作的辛苦，还算幸运，这多少是挣了，别说还有赔的呢。
一沓沓交钱，说的就是资本运作之外的无形亏损强加到资本运作之内变成有形亏损。使资本运作正常取得的利润泡了汤。
可见，无形亏损对于任何一个生产单位的资本运作，都是一种潜在的经济威胁，只要忽视了它，就必定会在它身上栽跟头。
笔者于1990年全额承包了天津市环达五交化商行，后又于1992年相继自己筹资成立了天津市南开区环达五金电料经营部和天津市河西区环达酒家，均通过资本运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尽管我们省吃俭用，绞尽脑汁地加大管理力度，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所有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资产，顷刻之间就跑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其原因并不是我们在资本运作上犯了错误，而是对社会无形亏损的严重性忽视了，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防范的措施，这才知道权力的厉害。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在中国搞企业的资本运作，作为一个投资者而言，其精力只能有30%用在资本运作上，其他70%的精力不得不用在抵御无形亏损尤其是社会无形亏损的问题上。投资者如果不能从我们的经验教训中获得这一知识，将大部分精力全用在资本运作上而忽视社会无形亏损问题，那么好了，走着瞧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消除社会无形亏损，就不得不违心地搞一些政治投资，经营经济不得不首先经营政治。政治投资的手段之一就是贿赂，贿赂好了不但可以消除社会无形亏损，而且还可以将投资转化为“无形资产”，与某某领导人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就是这个人的某种特殊的“无形资产”。然而，贿赂明显是违法行为，谁也不愿意公开地去搞。但不搞又不行，这起因于社会政治体制的弊端，不是监督不够，就是打一开始就不想监督彻底。
因此凡是犯贿赂罪的人，都可以说是被迫的；凡是没有犯贿赂罪的人，只能说，或是他们的水平高没有被发现，或是受到了特殊保护，或是确实有此企图但实在找不着关系没有能力把贿赂成功装进权力的口袋里，或是本身都吃不饱生存难保，根本没有钱教敬权力。
当然，恐怖主义和黑社会势力也是企业的社会无形亏损，所有来自企业资本运作之外的社会无形亏损，都是企业的潜在的亏损，稍处理不好，就会转变成有形亏损而破坏企业的正常发展。
如果说，社会无形亏损是来自于企业资本运作之外的话，那么只防外不防内，定会使企业遭遇挫折。这是因为，在企业内部的所有生产产品中或叫资源配置中，劳动力是必不可少的，又是不易掌控、易生事端的。他们不是时时乖乖听话的机器，而是会反抗、会斗争、会闹革命的大活人。他们如果造起反来，别说资本的运作无法正常进行了，就连投资者的小命恐怕也难保。退一步说，即使不造反，消极怠工就足以让资本运作效率低下，无形中加大了成本。我们把这种无形亏损称作内储的无形亏损。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投资者，他们面临的考验，不但有商品需求数量达不到规模而带来亏损的压力，还有商品价格定位一旦太高而使消费者无法接受而带来亏损的风险；不但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自然无形亏损的潜在威胁，还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无形亏损的潜在威胁；不但要防备外加的无形亏损，还要防备内储的无形亏损……总而言之，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太多了，创造一些剩余价值太不容易了！
就因为投资者赚了钱就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对象，把他们斗倒杀光，这天下哪还有什么道理可讲？“不生孩子不知道肚子疼！”当一个工人转换成投资者时，对资本运作的难处和风险就会体会得刻骨铭心；反之也一样，当一个投资者转换成工人时，对内储性无形亏损的认识就会使他惊出一身汗来。
三、宏观经济的无形亏损
有些无形亏损是人们往往注意不到的，譬如教育、贫困问题。
贫困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因素，就是社会稳定大局的无形亏损，因为当人贫困到极点，他们就会因走投无路而施暴于社会，就会铤而走险，这对社会的经济秩序所造成的破坏是不可轻视的。贫困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问题。因为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没有分辨能力的人，往往他们的生存手段就较为劣势，如果通过教育使这些人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他们就会获得较高评价成为投资者必须任用的对象，就能获得较高的社会报酬。
早在19世纪初的英国，作为一位西方经济和社会思想家，罗伯特•欧文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关注到这一无形亏损问题。他首倡的教育变革，使新拉纳克1～10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他希望孩子们不但会学习、会思考，而且还会唱歌、跳舞，明白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懂得一些科学道理。他坚信教育不但是塑造人类性格的基础，而且还能使人们有能力去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打破阶层之间的差异，使整个世界和谐统一。
同样是人，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有技能的与无技能的，有道德的与无道德的，有教养的与无教养的，这些有区别的人所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都是社会经济的无形资产，后者都是社会经济的无形亏损。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卡罗•贝拉米曾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全球大约有10亿文盲跨入21世纪，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报告说，发展中国家目前有40%的儿童没有接受过小学教育或进入小学后又中途辍学；在工业化国家，有15%～20%的儿童没有掌握最基本的技能就离开了学校，走向社会。
报告警告说，这种文盲状况今后将会给人类本身和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没有受过教育的儿童长大后不仅很难养活自己和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而且也不懂享有诸如健康、营养等最基本的人权。就整个社会而言，忽视教育将会严重损害民主事业和社会进步，甚至会影响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报告呼吁全世界在今后10年中每年拨出70亿美元用于发展儿童教育，以改变目前全球这种文盲状况。
曾经被冷落多年的文盲问题曾引起我国政协委员的关注，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我国文盲群体究竟怎样？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
据介绍，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扫盲工作取得了世界公认的历史性成就，成人文盲率由十几年前的22.23%下降到8%左右（国外报道称为9%）。虽然如此，我国文盲绝对数仍高达8000万，其中2000万左右为15至50岁的青壮年文盲，扫盲工作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
文盲率是当今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文盲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8000万，这个数字沉甸甸地负载在中华民族腾飞的翅膀上。
世界上不足10个文盲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在中国，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愿接受的事实。目前全球共有约8亿文盲，主要分布在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亚、埃及等国家。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文盲总数高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印度。
中国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一半文盲在西部地区。西藏、青海、贵州、甘肃、云南、宁夏、新疆、内蒙古、陕西等10个省区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15%，而文盲数却占全国的50%。在农村贫穷落后地区，因贫困产生文盲，又由文盲再导致贫困，已经形成恶性循环。文盲文化素质偏低，绝大部分又分布在农村，直接影响到关乎国家全局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的农民，难以理解和掌握新的技术理念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难以抵制封建迷信、不良文化和歪理邪说的侵害，难以应对入世后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难以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生活乐趣。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仍然有少数文盲，统计表明，北京还有文盲近几十万。
中国文盲中七成是女性。在农村，女童的辍学现象尤为严重。女性承担着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母亲的文化水平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明天。而文盲母亲必然会对子女的智力开发和接受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中国每年新增文盲大约50万。由于辍学现象依然存在，全国约上百个县尚未普及小学教育，人口流动增加，老文盲未完全扫除，新文盲又不断产生。扫盲工作带有一定的运动性和突击色彩，扫盲教育质量不高，成果不够巩固，从而又导致一部分人复盲。
有些无形亏损，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社会的因素。例如艾滋病，它本产生于自然界，但又经社会性传播，对任何人来说，这种病的潜在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将无形亏损转换成有形亏损而降临到身上，不但会给人造成沉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会危及人的生命。
艾滋病流行将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带来多大影响？担负研究的专家指出，中国应加大对预防工作的投入，否则艾滋病的泛滥将造成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
当艾滋病大面积蔓延时，上述各方面的巨大损失会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乃至减缓宏观经济的增长。在中国，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用正规药物治疗的年费用大约是8万到10万元，全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字在60万到80万之间。尽管能花得起这笔费用的感染者目前还寥寥无几，但今后的医疗总费用必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当一个国家艾滋病达到普遍流行的程度时，这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5%。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400多亿元的损失。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逐步或已经出现艾滋病的临床症状，发现成为艾滋病患者。尽管按国际标准我国艾滋病尚处于低流行阶段，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其传播速度快，发病和感染人数上升迅速。另外，艾滋病的增多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影响。调查发现，每年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平均门诊费用为6971元，住院费近5万元。据专家估计，全国因艾滋病感染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社会经济损失约在4620亿元到7700亿元人民币之间。
职工下岗问题，现在可以说是一件让企业挠头、让国家着急的事。如果让企业扭亏为盈提高效益，一些富余人员就不可能总挂在企业中养着，并不是不让他们干活，而是无活可干你让他们干什么？不让这些人下岗，这些人就是企业的无形亏损，让企业背着包袱，就别谈什么效益了；如果让这些人下岗，这些人就是国家的无形亏损，让国家挑起这沉重的负担。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
四、政治家不是白吃饭的
如果说剩余价值是投资者和搞资本运作的管理人员共同创造的，价值剩余是劳动者尤其是搞科学技术的脑力劳动者创获的话，那么政治家以及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好像对社会财富的增长就没有贡献了，真是这样的话，“制度经济学”岂不是成了多余的了？
不错，社会中的政治家等一些人，他们的职责不是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也不是直接创获价值剩余，但他们不是白吃饭的，他们日夜工作所忙碌的，是如何组织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部门抵御和消除无形亏损，为剩余价值的创造和价值剩余的创获提供更好的环境。抵御和消除的无形亏损，既包括自然无形亏损，又包括社会无形亏损。如果组织得好，社会的财富就会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反之，如果组织得不好，无形亏损就会转换成有形亏损而造成社会财富的减少，甚至会使原有的社会财富遭受重大的损失。例如一些国家内出现骚乱、暴动，国与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冲突等。
与政治家相同，一个国家内的很多职能部门的公务员也都不能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和创获价值剩余，他们的职责也是抵御和消除无形亏损。气象台、地震局、水利局等部门的设立是为了抵御和消除自然无形亏损，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的设立是为了抵御和消除社会无形亏损。这些看似与经济没有太直接关系的部门，实质上都间接地关联着经济问题，是经济学中的一大重点，而不是经济学的多余，因此在资本运作图表中，无形亏损不但显示在其中，而且其变化最多，运行线路最繁杂、最多变。无形亏损不但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也适用于某一个企业的微观经济。企业中所设立的环境保护部、安全保卫部、人事部等部门，也是以抵御和消除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无形亏损为职责的。如果将企业缩小到一个个体工商户，他同样也摆脱不了无形亏损的问题，只不过分工不细，将很多经济工作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罢了。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有利的一面，就有不利的一面。政治家等一些人不但可以通过努力抵御和消除无形亏损，也可以主动制造和扩大无形亏损。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吃政治饭的，前者以帝国野心为特征发动战争，不但没有抵御和消除无形亏损，而且制造的社会无形亏损比天灾还要大，战争使无形亏损转变成有形亏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经济损失极其巨大；后者以独裁统治为特征进行专制统治，很多无辜的“革命同志”身首异处，闹得人心惶惶，使原苏联的经济状况日趋紧张，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与此相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大型的制造无形亏损的运动，其造成的经济损害之大，影响之深之广，无法做出准确的估量。
因此，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应该围绕着如何抵御和消除政体自身可能会造成的无形亏损问题来进行，应该围绕着怎样抵御和消除无形亏损为经济建设服务来进行。如果某种旧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抵御和消除无形亏损，反过来却制造和扩大无形亏损，那么就必须下力量尽快进行变革。换一种情况也一样，如果某种旧的政体一面在抵御和消除着无形亏损，一面又在制造和扩大着无形亏损，且制造和扩大的无形亏损比抵御和消除的无形亏损要多，哪怕只多一点点，它也会给我们造成“入不敷出”的赤字，也应进行变革。
客观地说，谁也不敢保证说哪个政体是绝对一点无形亏损也不会制造的，制度是由人来执行实施的，是人就会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不犯也可能你会犯，你不犯也可能我会犯，这是难于避免的。但是，在各种可研究设想的政体框架中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看哪一种政体它所抵御和消除的无形亏损最有成效，同时它所制造的无形亏损最小，我们就可以进行选择。
通常的情况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不管是哪个阶级的统治者，都不太在意人们“异想天开”，可以畅所欲言，百家争鸣。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它关系到统治者的切身利益，因此所有会导致他们利益受损的科学研究哪怕是一些言论，都会遭到限制和打击。即使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确实能够指出抵御和消除社会无形亏损的途径，但往往它会被当时掌有政权的人所造成的无形亏损所埋没，这是有史以来很多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探索的科学家和研究者惨遭迫害的原因所在。
话又说回来，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他的思想和言论怎样能证明是正确的呢？如果不是正确的，那么这一思想和言论不但不会为进一步抵御和消除无形亏损做出成绩，反而会成了制造和扩大无形亏损的罪人，掌有政权的人对此进行限制和打击，又是不得已且有理有据。但是，一种思想和言论，怎样能证明它是错误的呢？对与错，既不能听思想者的一面之词，又不应遵从统治者的一面之词，那么如何来评判呢？
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然而，如果让其言、让其论，最后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在得出其结论之前，它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怎么办？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难题。
静静地想一想，在西方的发展史中，思想者遭到过统治者的迫害，甚至连自然科学的思想者都未能幸免。但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始，思想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思想者大都能得到统治者的宽容，甚至连反对统治者的《资本论》都能印刷出版，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文明进步的表现。正是由于这些思想者敢于针对社会无形亏损问题拿出政体改革的“药方”，且当时的统治者宽容到允许发表思想言论、不在社会科学领域制造和扩大新的无形亏损的文明程度，才导致后来西方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将一些具有古老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因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有可能会引起争议的结论：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得到飞速发展，它首先得益于这些国家的“上层建筑”没有制造和扩大社会无形亏损，在国家的“资本运作图”中，允许思想家直言不讳地公开讨论如何避免社会无形亏损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各抒己见，甚至“上层建筑”还采纳了某些意见（有采纳对的也有采纳错的）。相反，在一些具有古老文明历史的国家，有悖“上层建筑”利益的思想和言论，是极不受欢迎的，向来被看作“大逆不道”而欲除之。因此，很多能够抵御和消除社会无形亏损的思想和言论没有施展的空间，导致整个国家抵御和消除社会无形亏损的办法贫乏，使社会无形亏损成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绊脚石。
综上所述，经济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是政治应为经济服务。政治既可以抵御和消除无形亏损，也可以制造和扩大无形亏损，而无形亏损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一座城市、整个国家的资本运作成败的问题，它是经济学必须进行研究的课题之一，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里，当我们阐述了有形亏损与无形亏损的论点之后人们会发现，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与微观经济问题被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都被标示在一个资本运作图中，使它们融为一体。而这个资本运作图，对于小到一个家庭、一个摊贩、一列火车、一架飞机，大到一个城市、一个集团、一个铁路局、一个航空公司，全都可以分别或整体地套入进去加以对照和标示。甚而至于，不管是商品还是垃圾，是天灾还是人祸，也全部可以在这个资本运作图中得到尽乎完美的表述。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所研究发明的这个资本运作图（参阅《剩余价值与价值剩余》一文），是最贴近实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