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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p] 于 2006-5-10 0:48:00 加贴在 经济人俱乐部 ↑ 进入yip的博客
《经济学消息报》
置身初春雾霭笼罩的西湖。
我一直觉得，中国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浙江。
我的印象是，刚刚进入本世纪的时候，中国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才开始注意浙江。那时，整个经济被通货紧缩折磨，下岗失业问题揪心，而唯独浙江似乎不为所困，若无其事地照旧增长。2002年我在北京与国家部委的一些经济研究人员聊到浙江，还让当时在央视2套节目做一顾问的我，很有激情地建议和实施了“三角洲观察”的调查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由于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外需汹涌导致的生产要素的全面紧张——煤荒电荒民工荒，2005年浙江的经济增长放慢，又有了不少经济专家唱衰浙江的先知先觉。
浙江依然是不为人理解的。而且，真正的经济增长，似乎也是不为人理解的。事情有些像当今的经济学一样，许多人把它弄得高深莫测，万般复杂，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
最新存贷比
中国央行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差额继续扩大。截至去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0.02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20.7万亿元，存贷款差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32万亿元。比2004年底增加了近3万亿元。存贷款差反映存贷比，简单计算，审国过去一年存贷比继续滑落，下降到70%以下。
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地带也是如此。广东存贷比从1995年的77.5%下降到2004年的63.4%，2005年再创新低。我手边只有去年1至lO月江苏的存贷比数字。是逐月回落的，10、月底已下降到69.98%，比年初回落4.05个百分点。上海由2004年的69.98%，下降到2005年10月底的68.66%。事实是，发达的广东、上海、江苏，存贷比都在业内认同的运行下限69%。浙江呢?2005年末，浙江银行业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1118亿元，贷款余额为17122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20494亿元，贷款余额16558亿元。存贷比是81%。为全国最高。
纯粹从金融的技术角度看，存贷比，即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存贷比越高，虽然发生不良贷款的风险加大，但当期盈利能力越强；反之，存贷比越低，在风险降低的同时，当期盈利能力会受到削弱(按照国际经验，75%的存贷比是一个公认的正常的存贷比。但对一个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我认为中国应该有更高的存贷比)。然而，浙江既有着全国最高的存贷比，同时，据中国社科院去年发布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浙江又保持着全国最低的2.3%的坏账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浙江外汇顺差为全国第一，在最近几年外汇顺差对贷款需求有着很大替代效应的情况下(事实上，广东有关当局就是这样解释他们去年存贷比走低的)，浙江仍旧保持着过去很高的存贷比，意味实在深长。顺便查到浙江2003年的数字。存贷比也是在81%以上。这一年浙江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4758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12014亿元，比2002年增长39.5%，人民币贷款增量和增幅均居全国之首。其实，如果再考虑到浙江民间金融很难统计，存贷比事实上会更高。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04年末的调查就估计，当年该地区民间借贷资金规模达410亿元人民币。
浙江存贷比，从经济学角度看，会发现过去不曾发现的辽阔。
2002年我在央视2套顾问经济报道题材的选择。一次选题会上，我建议派记者去河北易县，拍摄报道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在那里已经搞了多年的小额贷款试点。因为那里的试验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有世界羡慕的高储蓄率，但是许多储蓄却不能转化为投资，钱不能有效率地匹配到有市场知识和信息的人手里，离他们距离那么远，意味着本来可以进行的许多创业活动，财富的生产没有发生，经济该有的更高增长没有出现，就意味着资金和市场知识的巨大浪费。现在的央视副台长、当时2套节目的负责人袁正明说了句“听他讲”，便把这次被人认为不适合电视画面的报道定了下来。
浙江存贷比保持高位，同样说明的是，在浙江，钱与拥有市场知识和信息的人之距离比全国其他许多地区近许多。钱和市场知识距离如此近，就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生的许多创业活动及财富的生产，以及就业和增长，在浙江却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浙江存贷比悬念
然而，浙江存贷比主要反映的是那里国有商业银行的活动情况。根据我手头的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2003年的统计数字，就可见～斑。那年，浙江工农中建4家国有银行的存贷比分别是76%、80%、88%、8%；而且赚钱都很厉害，那年利润总量增幅，工商银行是48.33%，农业银行是35.16%，中国银行是47.93%，建设银行最高，是51.06%。
国有商业银行在浙江的罕见表现，并不是很好理解。浙江的存贷比，钱在这里与市场知识的亲密拥抱，跟人们爱讲浙江人讲信用一样，它们本身并不是原因，而是某种原因的结果。事情并不那么容易解释。
理论上讲，浙江国有商业银行开初面临的困难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市场化改革后，大型国企日渐式微，甄别贷款对象的信息费用日渐增加。在这方面，应该说浙江国有银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高的信息费用，因为贷款主体更小更分散。2003年的数据就可说明这点。那年创造浙江全省国民生产总值51%、经济增量72%、全社会投资64.7%的，是30万家分散微小的私营企业。国有大银行这种组织，对那种现已存续的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才有节约交易费用的比较优势，做那种信息充分的锦上添花的服务才经济。而对市场分散的创业活动而言，他们就是高射炮打蚊子，成本太高。在市场组织发达的美国，对市场分散的创业活动关注，也是由风险不同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基金，以及中小企业署这类组织来进行，而不是大银行。“美国几乎接近70%的中小企业在第一个5年的时候就夭折了，生存6至10年大概有19%，寿命超过10年的只有13%”(2005年7月27目中国信息报)。大银行用来甄别无数小创业的成败信息，既不经济也很浪费。在中国，大银行原来是为国有企业配置的，由于市场化改革，许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消失了，或者就是那么一些垄断企业存在，大银行一下感受到了不适应。一方面钱贷不出去，一方面是大量市场自发的组织借不到钱。尽管政府和舆论一再要求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但收效甚微，大银行依然吊国有大企业膀子。问题还是在于这种组织处理市场分散创业信息没有优势。
但是，浙江国有商业银行如此高的存贷比是如何产生的呢?浙江国有银行是如何过上现在的幸福生活的?尤其是2005年，浙江的银行个体私营企业的人民币短期贷款是2000年的3.7倍，高达646亿元。我觉得问题就更有悬念了(魏睿《浙商》杂志2006年2月刊)。
浙江的国有银行改革比其他地方搞得好，这是许多人的理解，广东发展银行还组织成批的分行行长到浙江学习取经。浙江人讲信用，也是通行的解释。但是，改革也好，讲信用也好，也是一种选择，是本身就需要约束条件来解释的选择行为。
我曾经在《南方周末》上用浙江企业个数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一倍，用企业密度、可选择企业多，来解释浙江国有银行交易费用的降低。许多传媒引述和转载。但是，企业密度这个现象本身也需要解释。理论逻辑上，国有商业银行与浙江企业如何密集起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一点，我想可以利用浙江的历史资料会证明这个推论。2004年底，我曾带领中国教育电视台“创新政府”摄制组到浙江调查拍摄，原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就跟我们聊起，在温州私人经济火起来的时候，那里的国有银行连货款规模都没给点。相反，那里的国有银行还把别人做生意经过银行的钱延误支付，挪作他用。
因此，浙江企业如何密集到国有大银行能相对容易识别，从而有了高高的存贷比，有了钱与市场知识越来越亲密的拥抱，有了源源不绝的增长?这个问题，可能才是浙江至今孤独怀揣的秘密。
真正的增长是从哪里开始的?
钱，与分散的市场知识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信息不对称，即高昂的交易费用。钱，是人就认得，哪怕你是文盲，信息费用几乎为零，但钱要认得人丛中谁有市场知识却是有代价成本的。
其实，当人类用分工合作替代自给自足，作为增加财富的主要生产方式时，信息就成了这种生产方式主要的成本约束。自给自足年代，别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对自己说来并不重要。甚至对政冶治理来说也是如此。自给自足，人与人之间需求冲突大不了也就那么点事，都那么确定。因此海瑞时代的冲突纠纷解决都无需专门的组织，行政官员就把所有的事都可以判定了。甚至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评断纠纷冲突的标准在海瑞那里都搞得十分简单：年轻服从年长的，晚辈服从长辈(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这样处理即使错了，社会也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成本，或者代价。但是，在分工合作的社会，知道被入如何选择、将做什么选择，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末，人们分工合作的信息费用和不确定性是如何降低的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因“为什么会有企业”的石破天惊一问而获此殊荣的。他的“企业”就是指广义的形形色色的组织。他指出的是：在分工合作的约束下，自发产生的组织制度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其实，凡需要两人以上合作才能成就的事情，就需要组织制度来减少入与人之间的信息费用，减少不确定性。比如生育，是一定需要男女双方合作的；而且，往往不是一夜夫妻生活就能成就。于是就有了婚姻这种组织和制度，来降低夫妻生活的不确定性，从而达至成功的怀孕和分娩，以及后来的抚养。还有，人们出门就可以看见的交通警察，就是人们用来节约可能的交通需求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组织。人类不同的合作活动有不同的信息，因此就有节约信息费用的不同组织。
科斯、张五常、诺斯、杨小凯等有眼光的经济学家都看出，在由供需编织的市场经济网络中，组织制度的发育生长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正是因为有市场分散创业新组织在自利激励下的前仆后继，人类社会的交易费用才得以由高到低降下来，原来由于无知和不确定性笼罩而没有发生的生产和创造才得以发生。于是，也就有了更多的交易和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就发现，美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伴随着组织生长发育的费用增加而增长的。张五常说，无论人类经济活动的那个方面，只要信息费用及不确定性降低一点点，那个地方就大富，那个国家就大富，那个社会就大富。杨小凯分析指出，新组织存活越多，意味着原来市场网络中的不确定性又在降低，意味着原来不可以发生创造财富的活动可以进行了，意味着经济雪球又开始新一波滚动。新的生产涌流出新的财富，自然，意味着新的增长。
然而，那些本来为减少以往活动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而生的新组织，本身往往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高的交易费用。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新组织发育生长是有成本的，是需要钱的。那么，它们将来是否会因为降低了别人的交易费用而赚钱?赚了钱会不会按约还本付息?这对潜在的债权人都意味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高的交易费用。而且，由于即使是能赚钱的市场知识往往都是“私人信息”，再由于新组织为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新组织开初通常都很分散很小。这就意味着新组织太高的信息费用，使它们很难获得大银行雪中送炭的帮助。大银行给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信息相对充分的大企业提供锦上添花服务，更经济更有比较优势。但这种规模经济在杨小凯等经济学家看来，只是同样东西的放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持久动力的经济增长。真正的增长是，一个新组织的成功，它节约交易费用一点点，会弓l来而一连串新的生产和创造。
钱与分敌市场知识：距离在浙江是如何缩短的
市场创业组织小而分散，谁获取它们信息的代价最低呢?哪种组织能减少钱与那些创业组织之间的不确定性呢?如何甄别这种新组织可能的失败和成功呢?如何甄别出谁有市场知识和信息，谁是企业家呢?谁是当年创业时只有半个月工资的比尔?盖茨?答案是，只有离这些组织最近的人，信息最充分，费用也最低。他们并不需要知道自己身边新组织的生意能不能赚钱，只需知道借钱给他们即使弄砸了谁能还钱谁不能。
浙江民间的台会、标会、钱庄，就是从自己身边的亲戚、邻居、同村人，即信息费用最低的人开始发育的。这种组织减少了钱与分散市场知识之间的不确定性，才开始后面生产和成就。这种民间借贷组织和它们所支持的浙江生产新组织的家族性质一样，都从距离近、半径小、信息充分的地方和人群中开始生长的。当然，这种所谓“距离”、“半径”，也是受创业组织生产活动本身的信息费用约束的。比如，许多有利可图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就很可能没有分布在你亲戚身上。但是，你就创新组织去节约这种信息费用。比如，浙江萧山鲁冠球，就把一家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组织”为自己信息充分的女婿，然后任命他为驻美总裁，开始家族在美国的攻城略地。浙江一家私营的医药上市公司，家族就很难拥有这种生产的全部知识和技术，这家企业“组织”的就大多是自己医学院的同学，但组织的依然是约束下距离最近半径最小的人。但无论如何，组织选择行为，是受信息费用高低约束的。事情与我们古代帝王将公主嫁给域外的狂放暴躁的的某某王一样，是通过“和亲”这种组织来降低边疆的不确定性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某种财富的创造和产出，某种约束条件使一些组织的样式和面貌并不让我们喜欢，与我们意识中原有的国有制和现在西方的组织教条并不吻合。比如浙江至今仍被入诟病的企业的家族制，民间的台会标会钱庄等组织。但是，约束下，我们究竟要想保持教条的神圣和感情道德的欣慰，还是要生产和创造，要生产和创造对将来的改变?西部地区煤矿煤窑的所谓“官商勾结”组织，被入痛斥，甚至被一些不错的经济学家要求必须改变。但他们似乎没仔细想过，煤炭通常都蕴藏在西部偏僻贫穷的山沟，你去投资煤炭煤窑，你要减少开采出来的煤炭被盗窃哄抢和开采时间的不确定性，你肯定需要稳定秩序和预期，而能提供这些服务的地方的政府往往穷得工资都不能按月发放，你会用，也只能用什么样的组织节约你所面临的交易费用呢?而如果没有这样面目可憎的组织，我们就会有更严重的能源紧张，现有的一连串的生产和就业就不会发生。
而在浙江，正是那些现在也仍让许多人看不顺眼的台会标会钱庄，它们对分散的市场知识的有效率甄别，使浙江一个个新组织呱呱坠繁殖开来，才有了这些后来被叫做“企业家”的人的成功；才有他们也被习惯锦上添花而粗心大意的国有银行识别，与钱有越来越亲密的拥抱；才有了浙江今天的存贷比、今天的市场半径和经济的增长。如果从这个逻辑和视角看问题，或许会发现原来让人忧虑的东西实际上值得高兴。
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民间金融发生转折，由发展上升到相对放缓。这让主张市场化人士感到担心。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民间融资约为全市银行贷款的65%，1991年上升至80%。据《温州日报》此前披露的数据，1992年，温州苍南县群众手持现金4.2亿元，其中就有3.5亿元参与民间借贷活动，全部是现金交易。这样的民间借贷规模可谓空前，当时，需要资金的大部分中小企业主一般不向银行借贷，一个项目所需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资金，通过民间借贷在几天内就可以筹集完毕，而且全部是现金交易。但到了2001年，这个比例下降到45%。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400亿元，2004年末的银行贷款为1534亿元，传统民间金融与现代正规金融的比例为20：80。
其实，这个事实正说明，被民间借贷甄别出的新组织，正一茬又一茬地被国有商业银行接手过去：它们的个数、它们的块头，已经让国有商业银行无需支付多少信息成本就能识别，从而可以发挥大银行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了。首批评选的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中，浙江有112家，总量居全国第一，也说明浙江新组织的信息费用降低很快，也为全国之首。浙江国有商业银行本世纪初开始的贷款以每年百分之几十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05年对私营企业短期贷款是2000年的3.7倍(我想，如果了解下去年那646亿贷款所给的私营企业，大概也就了解了新组织成长到国有大银行可轻易识别的标准，想来有趣也有知识)，以及一直高位运行的存贷比，描述的正是浙江民间借贷、民营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相互接力，三种不同的组织在节约不同交易费用的过程；钱与市场知识正展开广阔浩荡拥抱的过程。只不过浙江国有商业银行块头大手笔大，出手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罢了。但我们不要忘了台会标会钱庄等民间借贷组织最初的甄别和节约，而这才是能为全中国都可以分享的一般经验。
浙江对中国的指引
民间金融这类形形色色的组织，为何在浙江才能如此生长，如此有效率?我想，以前在这里主要节约垂直统治成本的组织力量薄弱无力，是主要原因。浙江是海防前线，又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国家在这里的国有企业、人民公社，以及与出纳一般的组织就少，有也没有什么力量。比如新的组织对旧组织的替代，就比中国其它地方来得有力和坚决，因此也更迅速。同时，改革以来的财政包干制度安排也让官员的政绩升迁与经济增长绑在了一起，让他们对有利于市场发育和经济增长的组织创新持一种宽容态度。浙江创新的那些形形色色让钱跟企业家距离更近的组织，得不到制度批准的确定性，当地官员就帮助另想办法。据董朝才讲，他就让央行不批准的组织到自己冶下的工商局登记注册。他也警告过当地的央行官员不要妨碍当地的组织创新。
可以推论预言，浙江民间金融的雪中送炭，还将源源不断地给国有银行提供可锦上添花的对象的信息，浙江国有银行的幸福或许只是剐剐开始。但是，我感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明天，许多都孕育在现在的浙江，孕育在这个人均自然资源不多，没有什么政府和外资帮忙的地方。其中，也必然涵义着对中国明天改革的指引。
浙江的各种金融组织，不仅仅让浙江本地的钱与市场知识实现和正在实现越来越紧密的拥抱，而且它们组织的优势也正在优化全国的资源配置。各家银行的总行都愿把资金配置在浙江。2004年年初，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向媒体及各界人士宣布：农业银行将在三年内向浙江省新增1000亿元人民币贷款；此前，工商银行已向浙江省政府承诺，在今后三年内向浙江新投放1500亿元贷款(其中600亿元将投向中小企业)。2005年初，建设银行行长到浙江调研时，在杭州组织召开了长三角两省一市5家分行合作联动会议，明确将浙江作为今后建设银行的战略重点。4月份，中国银行行长也在浙江进行了将近10天的调研。据《浙商》杂志魏睿的调查，浙江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就透露，他们的总行将在2006年支持它们在浙江的存贷率超过10O%。
我曾在策划央视《三角洲观察》的节目中，把珠三角和长三角比喻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发动机。现在看成，真正的经济增长是新组织的成功增长，浙江由于有对新组织进行有效率甄别的组织，浙江更像是中国经济的一台动力最充沛的发动机。浙江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存活率2004年为45.83%，高于美国就是证明(2004年浙江每天约有240家民营企业注册登记，每天有130家企业注销关闭。浙江省中小企业局《2005年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3大城市圈，1998年的数据是，50公里范围内第一产业人口占全国5.3%，第二产业人口占31.5%，第三产业人口63.2%。3大城市圈就把整个日本支撑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浙江之于中国呢?如果中国有更多的地方知道如何成为浙江呢?
中国，需要让浙江知道自己并不孤独，需要让更多的地方知道浙江是如何增长的，
并象她那样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