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而言，在制造业和吸引海外稳定投资方面已经受到印度的严峻挑战，在纺织品贸易和吸引外资上对中国已经产生明显的压力。谈到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竞争，我们需要关注印度近期的对外交往。在印欧首脑会议上，印度和欧盟签署了《印欧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而此前，欧盟的战略伙伴仅有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和中国五国，印度的进入对于中国而言，在今后保持和发展与欧盟的战略关系上将面对强有力的挑战。因为作为欧盟而言，在亚洲新兴市场将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欧盟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占印度出口总额的20%以上，近10年来，欧盟的投资占印度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
印度由于1991年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在IMF的压力下，印度才终于摒弃计划经济模式，渐渐走向市场化。当年主导印度改革的关键人物就是新近当选的国大党总理曼穆罕?辛格。当时这位经济学家临危受命，出任印度财政部长，从此正式开启了印度的改革之旅，成为印度独立后宣扬与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第一人。辛格在强大的阻力面前坚定地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削减关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国内股票市场，并使印度卢比在经常账户下实现了自由兑换。这些常规的市场化经济政策不仅使印度摆脱了当时深重的金融危机，而且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新环境。1991年改革以来，印度的GDP增长率大幅上扬，年均为6.5%，近年来更是达到8%以上，直逼中国的高增长纪录。印度增长势头迅猛，但其中长期的发展前景取决于进一步的市场改革，从前一阶段的印度大选可以看到投资者对印度改革政策的拥护。在近20年的经济发展角逐中，中国改革开放比印度早了10余年，因而在国际贸易、吸引外资与GDP增长率上都比印度高出一筹。但正因为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得印度精英阶层对中国高度关注，赶超中国成为印度举国上下的目标。我们分析印度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需要看到在一个宗教、种姓与语言林立、穷人与文盲充斥的国度里，能够建立起一个成熟、稳定的民主政体，不管宗教、族群与社会矛盾如何尖锐，印度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或内战，政治权力通过多党竞选的方式和平、顺利地转移交替。这种政治上的稳定性降低了投资印度的政治风险，为经济长远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坚定了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印度的法治与媒体自由领先于中国；国民中的英语普及程度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也为印度提供了一个竞争优势；印度的知识创造型产业尤其是软件产业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此外，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私人企业发展得较好，比中国企业经营管理更加规范和有效率。印度在法治建设、私人企业与金融部门的质量等环节上颇具优势。在对许多海外投资者进行的调查中发现，相信印度政府定能克服在基础设施与制造业等硬件方面缺陷的投资者占绝对多数。目前印度成为欧美部分产业结构调整外迁的首选目的地，在吸引欧美企业外迁方面似乎更有优势；印度有保护私有财产等方面的政策软环境，在整体英语水平、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社会信誉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这些是吸引外资的最有利的软环境；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印度所转向的服务业和科技产业都是高附加值的产业；而印度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是信息产业和软件技术。
但是目前在印度的经济结构中，印度的农业、制造业问题突出，将会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因此印度急于希望在制造业上有所突破。印度正在加快成为制造业生产基地的步伐，其作为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增强。首先印度高速发展的服务业已经开始创造对制造业产品的极大需求，而随着在印度投资制造业产品的价值的不断增长，吸引了众多海外公司开始投资印度的制造业。自2003年开始，一些外国企业开始在印度投资建厂，韩国现代汽车将其全部的SANTRO微型车生产转移到在印度设立的工厂；联合利华的印度分公司在去年5月也开始向整个欧洲供应牙刷；目前韩国LG电子计划到2007年为止向印度投资1．5亿美元，这样印度将成为LG电子在海外的第二大生产基地。由此可见，印度正在努力发展制造业，并且曾是印度经济发展瓶颈的基础建设正处于不断改善之中。我们可以预见，印度制造业必将与中国制造业形成有力的竞争。印度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以家纺企业为例，数据显示2003年印度公司向员工支付的每小时平均工资低于中国沿海地区工人0.09美元。目前中国和印度出口到欧盟的产品中均以纺织品和服装为主，而欧盟取消了对中国纺织品的普惠待遇，更多的欧盟订单转向印度将对中国的纺织品业形成一定的冲击。
印度已经在崛起，作为中国需要清醒地看到从法制建设、私有财产保护、资讯开放、中印的制造业和贸易竞争到金融体制改革、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调整等都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问题；同时中国需要正视印度的崛起，正视这种潜在的经济发展持续力的竞争，因为正是这种竞争让我们看到亚洲经济发展的未来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