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华永道(PwC)广州办事处的350名员工中，只有15位是来自香港的境外会计师。不过，将办事处设在广州火车东站附近的写字楼并非无心之举，这能最大程度地方便到广州来工作的其他香港员工。由于每天有24趟列车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单程只需短短的90分钟，那些香港会计师就可以白天在广州工作，晚上回香港吃晚餐。

“我们的员工已经本土化了，”负责普华永道广州业务的合伙人杜源申(Sonny Doo)说。“不过，仍然有许多香港同事来帮我们完成任务，因为我们人手不够。”

这是句常见的牢骚。中国对会计服务的需求增长如此迅速，“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及稍逊一筹的国际和香港同行几乎无法跟上这一步伐。“(迁至中国内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增长主流，”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会长陈茂波(Paul Chan)说，“以前，只有低级别的员工才驻扎在内地。现在，大人物也不得不去了。”

香港的会计师和其他专业服务人士走上了一条由其“厂长同胞”照亮的道路。在80、90年代，数万香港制造业务越过边境，迁往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得益于该地区廉价地租和劳动力成本与世界一流基础设施的独特组合——不过，近年来成本已经开始上涨。

但是，对香港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它们多数属于中小型从业机构(SMPs)，在“四大”拿出高薪聘用人才、抢到利润最丰厚的业务之时，北迁将使它们的资源趋紧。

最近，毕马威(KPMG) 国际主席利万基(Mike Rake)表示，在今后4年内，毕马威将把在香港和内地聘用的员工数量增加一倍，至9000人。

陈茂波指出：“员工成本已接近天价。”因此，中小型从业机构面临压力，要么转型为专业服务机构，要么进行合并、形成规模效益。陈茂波同时也是陈茂波合伙会计师行(Paul Chan Partners)的首席合伙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似乎是一句有益的警示。正如令人敬畏的交叉水流那样，中国对会计服务机构的需求也流向两个不同的方向。

在内地，除了数十万家港资和其它外资企业需要国际标准的会计服务外，想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也必须准备两套账目——其中一套要符合中国内地的会计准则，另一套要符合香港自身合乎国际标准的会计准则。截至上月末，已有344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达9.8万亿港元(合1.264万亿美元)。

从明年1月份起，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上市的1200多家企业，也必须每季度递交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不过，在资产减损费用和关联交易方面，仍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重大差异。

中国政府在各经济行业广泛持有股份，加大了其中的复杂性。例如，中国西北部某家政府所有的煤矿，在其分销链上的每个环节，可能都要服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要求，因为不管是将其煤炭运至沿海的铁路，还是之后将煤炭运送至华南顾客手中的船运公司，都是国有企业。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理事山田辰己(Tatsumi Yamada)最近在香港会计师公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在趋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出席此次会议的香港会计师公会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张智媛(Winnie Cheung)在会议间隙时指出，尽管这种趋同仍远未完成，但已较几年前取得了重大进步。就在几年前，中国政府官员还不愿调整其本土会计准则。

不过，熟练掌握中国内地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专业人才仍非常稀少。香港会计师公会估计，在去年报名参加内地注册会计师(CPA)全国统考的500多名香港会计师中，可能只有不足20人通过了五门科目中的一门，尽管考试难度已经较以前有所降低。根据2004年8月签署的第二阶段《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规定，在香港获得会计师资格的专业人才，可免考《审计》和《财务成本管理》两门科目。

会计师还担心，中国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速度过快，国内行业目前还没有能力跟上这一步伐。

美国和香港等会计体制更为成熟的地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美国在实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后，该问题尤为突出，而香港在2005年1月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接轨。

香港恒生银行(Hang Seng Bank)常务董事兼副行政总裁潘仲贤(Joseph Poon)在同一次会议上问道：“使用（新会计准则）的人是越来越明白，还是更加困惑了呢？”——然后他开玩笑说，为了清楚了解该银行的收费收入流情况，他们不得不“取消应用”一些会计处理方法。

( 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香港报道 2006年5月22日 星期一  译者/徐柳 刘彦)